李江峰恢弘壮阔的葵野，让我们对土地与生命产生了新的审美认知。

我们这代人对葵花有种说不清的历史情结。“文革”中葵花常常被比喻为少年儿童，这些“祖国的花朵”，长在红旗下，沐浴在阳光里，被作为幸福的一代。红心朵朵向太阳的我们，仿佛人生也因阳光雨露而明媚灿烂。那时，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并看不到葵花，除了在植物园、公园偶然瞥见的从裸土里窜出的三两株，更多有关葵花的形象记忆都来自影像图片。不过，葵花在我们想象的记忆中的确朴实无华、高大伟岸，和那些娇妖艳丽、婀娜妩媚的花朵相比，更显得蓬勃劲挺、刚健峭拔、浑朴大气。

葵花的这种喻象也许正应合了“文化大革命”时代那种对于“花”的特殊审美需求，是朴素多于艳丽、刚健大于婀娜、伟岸胜于娇媚的审美品格。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文革”对于美感的禁锢。那是一个美感复归的时代，当我们用鲜花装扮城市、点缀庭院、束饰居室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懂得了鲜花娇媚、绚丽、婀娜的美感欣赏。渐渐地，葵花淡出了我们城市审美的视野，只作为农耕文明一种经济作物的种类而成为自然的审美印记。

当李江峰以她的《自然万象》表现葵野的系列作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她描绘的葵花给了我们另一种审美震撼。确切地说，她描绘的不是三两株葵花，而是耸立峭拔、丰茂如林、漫山遍坡的秋色葵野。她描绘的也不是阳光下闪烁着金黄色花瓣的丰厚葵盘，而是深秋的葵野、坦裸的大地所呈现出的生命枯萎的壮烈景致。她给予我们震撼的既非阳光的明丽，也不是社会性的朝气蓬勃的“祖国未来”的寓意，而是对生命原野的人性观照与人文投射。这些作品，与其说表现的是自然的葵野，毋宁说是通过秋天的旷野对那寒带坝上地区唯一能够成长的农作物的生命礼赞。那其中虽然传递着阳光的温暖，却更多地渲染着画家个人某种悲悯忧患的情怀。这是否也暗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而阳光下的葵花与深秋里的葵野所形成的不同意象正是这种成长记忆的形象揭示呢？

出生于60年代末的李江峰，是成长于“文革”时代的60后画家。相比于50后画家，他们少了上山下乡的经历；相对于70后画家，他们多了些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李江峰偏偏成长于那个时代最经典的生活环境——部队大院，因而那种环境无形之中也增添了她间接的军旅生活的感受与阅历，她由此有机会多次跟随其军人身份的父亲跋涉到承德坝上地区的葵花野地打猎野炊。这段童年生活，对于李江峰的艺术成长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表现在她最终选择葵野作为自己的创作母题，而且表现在她通过葵野的表现寻找她内心里一直潜藏着的某种狂野的心性。那温厚的秋阳里一株株挺立的葵花，早已淡去作为花朵的娇媚与绚丽，倒活脱脱地似列队军人的肃穆与威武，即使残阳如血、葵盘低垂，那也是英勇悲壮、气吞穹宇。在李江峰描绘的那些自然景致中，所谓的大地、阳光、山边、冬雪、葵野，实际上，都是她个人成长记忆的某种复现和她心灵意象的某种拼接。唯其如此，她的风景才超出了自然的属性，是有关她个人成长主题的这一代人的生命喻象。

风景能够成为一种主题叙述的理由，便在于它蕴含并标志着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印痕与文化符号。法国巴比松画派对于乡村朴素风景的描绘所散逸出的人文主义情怀迥然不同于罗可可画风传递出的高贵奢华的享乐主义风尚。20世纪中国新金陵画派描绘的“山河新貌”所重新确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和元四家在江南山水中追求萧散简远的境界大相径庭。这些风景意境和画风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都不是自然对象的变更，而是时代审美思潮的流变形成的不同文化记忆。李江峰的葵野无疑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风景，一方面她摆脱了写实再现的表现手法，寻找用中国画的意象方式拼接我们这代人的心理图景，大笔横扫、宽刷挥洒的写意性用笔和秋阳光色意境的营造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则是用葵野的自然原生态性反对现代文明的干扰与污染，并通过自然草木的枯荣探寻人与自然在当代社会中深蕴的和谐统一关系。

李江峰擅于通过她的葵花秋野营构金黄、中黄、土黄、黄褐与熟褐的色相变奏，用草绿、灰绿、墨绿和象牙黑造成背阴的色彩互补，由此形成了她的这些具有表现性的大风景的个性化色彩标志。其实，她的这些风景看起来很繁茂、很粗犷、很狂野、很写意，但也很简约、很细微、很深沉、很朴拙。这些审美品格又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大风景的个人化视角。

从植物学的角度，一切花儿都是植物的生殖器官，葵科的花萼都有大大的孕育多子的胎盘。葵花，也许是当代女性主义艺术家最能说事的形象。但作为女性画家的李江峰没有从当代女性主义的审美视角描绘“她们的”可能具有生殖崇拜的葵花，而是追寻深秋坦裸的旷野里颇具壮烈情怀的葵野，这也许是我们这代人对于葵花所独有的一种理想主义情感的延伸，是我们这代人挥之不去的文化成长记忆。

回过头想想，“江峰”这个名字不仅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而且已在冥冥之中揭示了她气势恢弘的生命意象。

　　2009年5月6日于北京团结湖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