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年会 | 圆桌论坛综述：主题创作与个性表达2023-12-14
2023年12月1-2日，北京画院举办了年度学术研讨会。
1日下午，在北京画院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举办了“主题创作与个性表达”圆桌论坛。参会人员一共有34位，其中包括5位院外著名画家，21位北京画院在职画家，5位院内外理论家，以及多位院领导。
会议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于洋，学者、画家刘墨共同主持。与会人员就会议议题展开了多视角、多层次的陈述，其中既有评论古代主题创作的，也有结合个人创作经验分享体会的。有的还对“主题”、“主题性”、“个性化”的概念及精神内涵进行了剖析，其中不泛真知灼见。本综述因篇幅所限，仅对发言者的内容进行简要综述以飨读者。
主 持 人 | 于 洋 刘 墨
参会嘉宾 | 吴洪亮 雷 波 郭宝君
莫晓松 陈孟昕 王颖生
丘 挺 李传真 王海滨
吴彧弓 杨灿伟 马 琳
王冠军 李雪松 买鸿钧
姚震西 乐祥海 罗 敏
李江峰 牛 朝 范 琛
安华平 李凤龙 方政和
韩 斌 陈福彬 张镇华
孙震生 王 珂 仇春霞
陈倩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洋先生
主持人于洋为论坛作了开场白：
圆桌论坛的主题延续上午的“主题创作与个性表达”，这也是当下美术创作发展的核心课题之一。因为今天下午的领导专家比较多，又是一个圆桌论坛，所以我们可以不拘泥于具体的方向，大家根据自身思考畅所欲言。
这一场主题论坛也是北京画院年会的一个重要环节，到场的有北京画院和在京各个学校、机构的各位领导老师，欢迎大家的到来!
11月、12月各单位机构都很忙，有很多的事务要处理。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各位理论家、艺术家可围绕新时代主题创作的发展现状与艺术规律，来谈谈自身感受和心得。
独立学者 刘墨先生
主持人刘墨讲述了古代解衣盘礴的故事，意思是要辩证地看待“主题”与“个性”的关系。接着他又简述了20世纪重要的主题性创作和展览活动，如1942年张道藩组织的战斗中国的艺术，展示了中国人民是如何抗日的作品，成为当时中国对外展示抗战状况的一次重要展览。
他还介绍了50年代主题性创作中的合作画情况，那是集体大于个人的一种合作模式。这些历史经验对于当下我们探索主题性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北京画院院长 吴洪亮先生
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是第一位正式发言人，他开门见山地提到北京画家艺术家的责任。尤其谈到明年即将举办的第十四届全国美展。他鼓励画家们在功成名就后，还要积极参与，更上一层楼。不要对写意作品参展失去信心，随着展览机制与评价机制的调整与进一步完善，只要是好作品，不管是工笔还是写意，都有机会获奖，都有机会“穿越历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孟昕先生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孟昕首先澄清了一个观点，认为主题性创作不只有一种模式，它有很宽泛的范畴。无论是画家还是理论家，都有责任认识到这一点，以便指导当前的主题性创作，以避免出现历史性错误。
在个性化问题上，陈孟昕认为“个性就是把你手上的东西做到极致”，他劝告年轻画家不要被时尚和别人的评价牵着走，要不断深挖自己的闪光点，不断总结，反复打磨，反复做加减法，个性慢慢就出来了。
接着他讲述了他是如何在造型、色彩上不断研究和实践，最终形成自己个性化特征的。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陈孟昕这番话值得年轻艺术家们好好思考。个性之路，其实就是不断经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的过程。
北京画院副院长 莫晓松先生
北京画院副院长莫晓松对陈孟昕的观点深以为然。
他回顾了自己上大学时对艺术追求的本能状态，一方面刻苦训练，另一方面及时对自己查漏补缺。那些年在人物、山水、连环画上打下的基础对他后来的花鸟画创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进入北京画院后，又不断补充传统养分。
在个性化尝试方面，他分享了两个经验，一是线条；二是色彩。在与北京画院前任院长王明明一次闲聊中，促成了他用实践的方式去比较研究中国线条与古希腊线条的区别，他一边练隶书，一边尝试用中国的笔墨去表现古希腊艺术，“汉隶圆润和浑厚，但是我自己画工笔，我又想着破一下，所以经常就用破笔画”。那次收获是100多幅作品和对中国线条更深入的理解，他用自己的方法去画古希腊罗马艺术，在用线和墨上“尤其和六朝魏晋那个时期的感觉相通”。
莫晓松在工笔水墨领域笔耕多年，最近又想重新研究色彩。他“特别喜欢印象派的色彩”，但是那些东西无法复刻到中国绘画里，因为中国颜料成分不一样，很难画出灿烂的感觉。在这种困局里，莫晓松没有束缚自己，而是在“破”的思路下，随心所欲地画。
在他看来，只有“放下”成熟的东西，才能轻装前进。能折腾出一幅好作品出来，就是终极目标。
北京画院党委书记 刘宝华先生
北京画院党委书记刘宝华从“时代+艺术”的视域作出重要提点，他认为我们高度重视主题性创作，是因为任何艺术都是时代的艺术，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有责任去表现那个时代的艺术。时代艺术需要个性表达，而个性表达所依托的是个体的魅力和内在的积淀，需要功力。主题创作和个性表达是相吻合的，谁也脱离不开谁。
从个体来讲，对主题的选择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迎合，而是发自内心需求和认可，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与书法学院副院长 丘挺先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与书法学院副院长丘挺重点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当前的创作，无论是主题性还是非主题性作品，画家的技术达到了历史新高度，但作品普遍缺失了“精神性”的东西。
他提了几个问题，明代绘画很大程度上与市场有关联，但画出来的东西仍然有“精神”，中国当前的艺术也与市场有关联，为什么会缺失“精神”?
韩国、日本的主题展览很稚嫩，甚至有些拙劣，可为什么会打动人心?原因在哪里?丘挺的问题可以说是直击灵魂。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丘挺自己分析了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展览制度有待完善。在他看来，目前的展览制度屏除了手卷、册页等微观形式，而这种形式恰好是承载传统精神最重要的媒介之一。他举《十面灵壁图》来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那是绝对格物致知的一个非常有当代观看性的一个主题创作”。
二是谈了他在创作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他举了自己巨幅作品《山外之山》为例，说明他试图将中国山水画内在的笔墨和西方交响乐之间建立一种“同感”性，如果能成功，那西方人就会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笔墨精神。
所以，丘挺实际上是在另一条路上拓荒。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王海滨先生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王海滨谈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认为主题性创作是有社会功能的，从古代的《女史箴图》、《采薇图》到当代的《人民和总理》《粒粒皆辛苦》都有这个特点，这对于廓清什么是“主题性”创作有启发意义。
其次，他介绍了首师大近年来在主题性创作上的成果，是学院新的学术增长点，体现了一位美术学院院长的责任意识。
最后，他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阅历谈了“个性化”的几个可探索点，分别是题材可以拓宽到地域美术、要巧妙地学习古今中外的艺术语言、拓展绘画媒介、融入时代精神。
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教授王颖生先生
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教授王颖生介绍了中央美术学院几十年来的主题性创作情况，认为主题性创作有它的客观要求，比如有些宗教壁画，它的根本要求是把佛经故事讲清楚。所以先要弄明白拿到手上的主题性创作，目的是想表达什么。
现在的主题性创作，在经过多次讨论会后，“个性表达都会慢慢被磨灭”。
那怎么办?王颖生讲了南北画家的不同方法，南方画家从花鸟画里找方法，北方画家从山水画里找方法。
王颖生创作过不少主题性作品，在他看来，“主题性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因为它与自己熟悉的、喜欢的题材不一样。
怎么办?“放下身段，让自己真正进入到那个语境里”。它不但是对“个人的磨砺”，同时也是对这一类绘画探索一种新标准和新要求。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李传真女士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李传真有多年主题性创作经验，她认为主题性创作虽然是“命题作文”，却是“非常开放的命题”，因为艺术家可以从自己的生活、审美、知识结构去自由创作与命题相关的作品。所以她非常乐于接受主题性创作的挑战，并且将它视为体制内画家应尽的责任。
李传真结合自己多年画农民工的创作经验谈了几点体会：
一是她长期以来深爱自己所画的农工题材。
二是为拓展技术广度，她以饱满的热情去学习各种新技术，如设计学原理，IPAD绘画技巧，AI技术等等，她希望自己不要成为“非遗”，而是永远有新活的感受力。
三是作为人物画家，她通过研习素描和解剖学来不断提升自己画肖像的能力。
四是通过尝试各种颜彩、水彩、水粉去建立自己的色彩体系。
李传真同时也提出了自己有待解决的问题，即希望作品能雅俗共赏，而不只是艺术家才能看得懂。李传真真诚而充满激情的发言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 顾村言先生
《澎湃新闻》艺术主编顾村言表示非常赞同李传真的观点，他也认为艺术家不能被主题性创作所束缚。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曹雪芹满脑子是主题的话，可能就写不出《红楼梦》了。他主张用特殊的方式去表现主题，比如齐白石的《万年青》，黄宾虹对民族传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石涛、八大对痛与悲的表达等等。
他还强调了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张大壮的《带鱼丰收》和《新豆涌到》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充满生活气息的绘画所具有的感染力，而这恰好成功地表现了农村新气象这个主题。
北京画院副院长 郭宝君先生
北京画院副院长郭宝君将顾村言的观点概述为“个人的主题”“一生的主题”，他认为这样的主题更有艺术魅力，因为它与生命的体验有关，触及的是艺术的本质。基于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小品中也可以有大主题。
郭宝君强调情感在主题创作中的意义，主张将“图”与“画”区别开来，有情感的东西才能称之为“画”。而情感又必须真诚而自然，他举了延安时期的一些作品为例，比如古元的作品，认为那些质朴的东西非常能打动人。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馆员 吴彧弓先生
中国美术馆展览部馆员吴彧弓着重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表达主题”，他的意思并非止于某种技法或表现方式，而是提出了一个新视角，也就是如何在各种新材料中探索出一种妥贴的艺术语言，而不只是不同材料的简单拼接。
二是什么叫个性表达，他认为“在主题鲜明和技法成熟的基础之上，如果能够使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传递出更有深度，更有温度的语言，那就是个性表达”。
对很多艺术家来讲，这两点都任重而道远。
《美术》杂志事业发展部主任、编辑 杨灿伟先生
《美术》杂志事业发展部主任、编辑杨灿伟提醒说，虽然主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显然我们热切讨论、并迫切需要面对的却正是所谓的狭义的主题。
在这个基础上，他梳理了“新写意”在主题性创作中的特殊意义。
他认为“新写意”有可能是当代主题性创作获得突破口的一个重要方向。他的理由是当代中国画缺失写意精神，另一方面，“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艺术表现的新思路，当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发生变化，那么在深度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上加以适调，以成就新的传统，新的民族文艺则成为必要之举。”
他还认为“相对于工笔，写意的文化自我意识更为明显，如果说工笔因为写实性还能从外国优秀艺术传统中汲取养分，那么写意则首先必须从自身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去寻觅。”
北京画院油画创作部主任 马琳先生
北京画院油画创作部主任马琳说自己是看着60、70年代经典主题性作品成长起来的，在他看来，作品与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时代对绘画作品所提的基本要求，好作品几乎都有好主题。关于个性，他认为“绘画好像没有那么多共性”，绘画与个性之间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他强调“只有个性没有水平不行”。如何才是有个性?马琳认为作品“有充分的表现力、有深度，有精神，有内涵”，个性就出来了。
北京画院人物画创作部主任 王冠军先生
北京画院人物画创作部主任王冠军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主题性创作中，画家如何才能保留艺术家的个性。他认为首先要选择自己擅长的题材，其次要用自己擅长的表现手法。
二是画家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个人主题，他举了自己的《锦瑟华年》系列，因为创作时间线被拉长，整个系列未能如期完工。然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他开始重新思考这个系列，并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他认为“这个创作的过程也是自己格局的扩充过程”。
他还谈到了思考的其他问题，比如“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人文的、哲学的”，等等，这些都会是他个人创作主题里的内容。
北京画院山水画创作部主任 买鸿钧先生
北京画院山水画创作部主任买鸿钧着重谈了个性化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在绘画个性化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个性不是画了什么特别的东西，而在于他画了什么样的线条。吴昌硕的线条雄浑，齐白石恣肆，八大山人冷峻，潘天寿清刚，弘一法师的作品很抽象，没有图，就是白纸，一个单一的墨色写出来，但是那个情绪能够打动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把书法的喜怒哀乐，运用到绘画里，那就像我们盖房子有了钢筋水泥结构一样。有了这个骨架，再去怎么收拾，那是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最后他强调，结体、绘画风格、构图、方法因时而异，笔墨的写意精神千古不易。
北京画院花鸟画创作部主任 李雪松先生
北京画院花鸟画创作部主任李雪松有丰富的主题性创作经验，擅长画热带雨林。
由于他的主题性创作多数都有具体的场景要求，所以他思考的角度又与一般画家不一样。比如他曾和北京画院前任院长王明明、北京画院副院长莫晓松等画家接到过为APEC会议创作巨幅作品的任务，他们选择了热带雨林作为绘画题材，尺幅为纵6米，横10米。这个主题的确定是基于如下考虑：热带雨林是一个世界多融性、各种繁复的生物繁复聚合的共生环境，令人联想到当前的世界环境。
李雪松特别留意那些具有针对性的主题创作，比如宋代的《鹰雉图》、任伯年的清供图，齐白石的《祖国万岁》、《百花与和平鸽》等等。
他还特别提到，在钓鱼台国宾馆看到了陈半丁的巨幅荷花图，他认为那幅画被安置于中国、伊朗、沙特三方会谈时的那个厅，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北京画院研究员 仇春霞女士
北京画院研究员仇春霞结合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经验，在如何选择个人主题上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她临摹了很多宋人作品里的局部，还喜欢将看到有趣的东西随时记下来，用的都是小纸，小的不过巴掌大，大的不超过A3纸。
她联想到古代一些著名画家的经历，比如说黄筌就喜欢在小纸上画各种小东西，荆浩写松万本，李公麟经常给朋友们画肖像和“速写”。这些画家的这种做法，就跟作家们写日记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积累各种素材，训练技法。
她认为当我们在“方圆五百里”地走得多了，就会发现哪里有适合自己的美丽风景。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姚震西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姚震西认为主题创作具有严谨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个性表达往往是本能的语言，是随心而发的情感，是贯穿画家一生的表现形式;主题创作只有融入画家的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
一个画家应该有多套表达语言，多个面孔，这有利于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创作。相同的主题在不同时代的创作，会呈现出时代的美，由不同的画家创作，更是画风迴异。他提到敦煌莫高窟佛教的大主题，它是由多个时代创造的美堆叠而成，由万千画工历经千年，带着对佛教顶礼膜拜，对生命的崇敬，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们创造出的形象、色彩充满了鲜活感。
由此可见，主题创作需要个性化表达的鲜活，而两者之间的连接环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画家的情感。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李凤龙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李凤龙认为主题创作与个性表达，落实到画家身上无非是画什么，和怎么画。天地间一切都可以画，历史上的重大题材，一个昆虫，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入画。个性风格就是因人而异，其实也是平等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个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至于说水平的高低，还跟一辈子不断学习和不断精进有关。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张镇华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张镇华认为主题性绘画是当代文化背景下的主流创作形式，它比以前的主题创作更加多元，在绘画性、画面的丰富性、技法的多元借鉴，以及视觉效果的追求等都打破了之前相对传统的图式和样貌。
主题性绘画创作首先应该是具有艺术价值的、能体现作者审美素养的，只有创作出高度审美的个性化作品，才有特别的意义。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安华平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安华平认为主题性创作，首先要画自己熟悉的东西，要有情感，没有情感，画出来东西就是一个图式。
其次是要有个性，就是画适合自己的那一套东西。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王珂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王珂认为，在进行主题性创作时，要对主题进行充分思考和准备。
首先要对主题的时代背景，历史意义，主题精神等这些信息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要从各个方面，不同的视角，尽可能的去搜集这个主题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并且认真观察、思考和研究。
资料储备得越充分和丰富，对于主题精神的领悟和理解越深入，作者就越能够具有选择视角去表现主题的这种多样性，也有更自由的空间去发挥自己艺术创作的特点。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牛朝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牛朝谈了两个问题。
一是小主题有大含义，比如沈周《卧游图》册里有一张小画，画的是自由行走的一头牛，主旨是讲学习任何事情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先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慢慢就逐渐走入桃林了，到最后面就是自由自在的境界。
二是当前各种信息十分丰富，AI的出现更是给绘画提供了多种可能。
那么，我们如何在开新的时候固本?怎么能让画家在使用这个新技术的时候仍然能让作品更耐人寻味?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范琛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范琛曾在部队待了20多年，对主题性创作深有体会。
他先是区分了“主题”和“主题性创作“两个概念，他认为艺术品都有主题，但是主题性就不一样，它不是由画家来决定的，而是由这个时代来决定的，它体现的是时代价值观。
他举了罗中立的《父亲》为例，它送展参评时名为《我的父亲》，先是吴冠中先生把“我的”两个字去掉了，后来又有人出主意，给老人的耳朵上又加了一支圆珠笔，这两点其实就可以说明从主题向主题性的转化。
《我的父亲》是作者个人的、具体的父亲，是内容性的。但是如果把“我的”去掉，《父亲》就是全体大众的，唤起所有人对自己父亲辛劳养育家庭的记忆，它就是主题性的。进而再加一个圆珠笔，立刻让所有人的视觉认知，从一个具体的老父亲的形象，再次升华为对那个时代的整体联想，联想到实行包产到户联产承包的农村改革后，辛勤的劳作终于换回了与之对等的回报，它唤醒的是一个时代的欢欣鼓舞，所以它更是主题性的。
此外，范琛还谈到了个性会不会被主题性创作束缚这个问题，因画家的个性通常先于主题性形成，所以画家不应该将主体性作为阻碍个性表达的借口。他认为主题性限定的不是创作题材，不是创作手段，不是画种，也不是内容，而是审美指向和普世价值观。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方政和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方政和为了说明主题性创作对于艺术家的意义，他打了个比方，主题性创作就像是莲花，有些人习惯将莲花和淤泥对立起来。
可是从科学角度来说，淤泥是有机物，没有淤泥的作用，哪来的莲花?
从淤泥中提炼莲花，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重要主题。比如说《清明上河图》，据说它是为了针对郑侠的《流民图》而创作的。郑侠画《流民图》是为了向宋神宗展示熙宁变法的危害性，而《清明上河图》则是表现国家物质财富的富足。所以，对于宋神宗和王安石来讲，郑侠的《流民图》就像是一堆淤泥，而《清明上河图》则是从中开出来的莲花。
再比如说，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傅抱石带领的江苏写生团，长途跋涉，辛苦收集素材。也就在那样的情形下，钱松喦看到了石鲁的《转战陕北》，从此将红色注入自己的绘画中，成为一个DNA，创作出了经典作品《红岩》。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孙震生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孙震生也有着丰富的主题性创作经验，他认为近十几年来以来，国家大力提倡主题性创作是时代给予画家的机遇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给的题目有点大，而且不是他所熟悉的绘画内容，当时找创作的切入点和契合点时费了很多力气。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当目标逐渐清晰的时候，情感也就应运而生了，也就由被动变成了主动，他的创作欲望也慢慢激发出来了。这个过程非常宝贵，他得到了锻炼和提升，为他以后的创作之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陈福彬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陈福彬认为，在一千多件宋画里，几乎张张都有主题。我们在读宋画时，首先感受到的是宋画的共性。比如说每一张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去看待自然，看待一个人，或者事件现象，很强调表达的完整性，强调造型与用笔的极度吻合。
很多宋画却又极具个性，宋画的个性是什么?他认为是宋代画家对自然、宇宙有观照，他是带着一个角度去看待他所画的对象。
在这样的前提下，主题和个性就形成了很好的结合，不需要拆开来分析。
北京画院专职画家 韩斌先生
北京画院画家韩斌是画写意花鸟的，以前对主题性创作接触不过。进了画院以后，也进行了很多主题性创作的尝试。他认为这种尝试给他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体会和提升。在后面的探索中，他会坚持笔墨为上的根本，不做过多制作和人为的氛围营造。
独立学者 刘墨先生
主持人刘墨最后点评时说，可以把“主题创作与个性表达”中的“与”去掉，因为它们是并列关系，主题创作不一定要压着个性表达，或者说个性表达一定要服从主题创作。
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 雷波先生
最后，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雷波做了总结发言，他说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会，他鼓励大家多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哪怕为一件作品，一个命题。思想的流通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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