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齐白石艺术研究系列讲座（九）——《白石老人自述》索隐2012-03-29
陈师曾《题<借山图卷>诗》与“衰年变法”无关。众所周知，“衰年变法”是齐白石艺术成功的关键环节，自然也是20世纪艺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陈师曾是促成“衰年变法”的关键人物，这些毫无问题。然而，陈师曾的《题<借山图卷>诗》是否是劝导齐白石“率年变法”最直接的证据，学术界对此从未有过质疑，我却不认为是这样。这一说法最初当然来自齐白石本人的叙述，齐白石在《白石老人自述》中说：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我在行囊里，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精到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曩于篆刻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从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这里说的是齐白石1917年第二次来北京的事情。陈师曾这首诗，由于被人为是齐白石“衰年变法”的直接动因而著名，被提到和引用的次数也最多。重读此诗，我觉得说他是鼓励齐白石走自己的路“自创风格”或许不错，但说是劝他“衰年变法”似乎勉强，因为“自创风格”强调的是一个“创”字，有“原创”之意，这与“衰年变法”意义不尽相同。“衰年变法”的关键是“变”字和“法”字，即要改变原来的一种方法或道路，否则不叫“变法”。
首先，白石老人的“衰年变法”，是以花卉为主展开的，具体做法是弃八大山人而改学吴昌硕，以创出“红花墨叶”的花卉及虾、蟹等独特风格为标志，而此诗只是专论山水，与花卉无关；若强说有关，那“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岂不是让他保持原来的冷逸画风，而不要改学吴昌硕吗？与“变法”之意相悖。胡佩衡先生说得清楚：“当时吴昌硕的大写意画派很受社会欢迎，而白石老人学八大山人所创造的简笔大写意画，一般人却不怎么喜欢，因为八大山人的画虽然超脱古拙，并无昌硕作品的丰富艳丽有金石趣味。在这种情况下，白石老人就听信了陈师曾的劝告，改学吴昌硕。”所以，老人的“衰年变法”其实就是在求吴昌硕一派的“同”，当与此诗无关是肯定的。
其次，陈诗中“今复见画如篆文”，是针对《借山图卷》中绝大多数作品“以篆书入画”的用笔特点而言，这只要参看现藏北京画院的《借山图卷》便可一目了然。
第三，白石老人同乡黎锦熙，在胡适著《齐白石年谱》“民国六年（1917年）丁巳”一条，在陈师曾《题<借山图卷>诗》后面有按，曰：“师曾是时与我同事教育部编审处，我的《瑟闲斋日记》民六：‘十月廿五日，师曾来，谈及濒翁所刊印，纵横有余，古朴不足。画格甚高，然能欣赏之者即能评其未到处。……’”《借山图卷》作于1902年，以写生纪游为主，在以模仿为主的清末画坛，它显得新奇而不陈腐，所以陈师曾说其“画格甚高”，这没问题。而所说“未到处”，主要指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还不成熟完善，得之于造化、心源者多，得之于传统者少，笔墨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因此“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只是对齐白石写生师造化这个既有方向、道路的肯定，毫无劝其改变的意味。
后世的齐白石研究，凡涉及“衰年变法”处，无不引陈师曾《题<借山图卷>诗》以为证据，似乎是将齐白石所说的“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与“衰年变法”混为一谈了。尽信书必误于书，尽信名人大家必误于名人大家，这大概也不能完全归罪于白石老人的误导。
接下来谈谈关于齐白石“衰年变法”的自述与他述。经过了“衰年变法”的成功，齐白石1933年开始口述生平，准备请人作传，后来又请胡适为其编写《齐白石年谱》。所以，在中国美术史上，齐白石无疑是最有历史感的画家之一，由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大概是中国美术史上最早和相对完整的口述历史文本，白石老人无疑也成为口述美术史的先驱。但是，口述历史当中“自述”与“他述”很多时候不尽相同，“自述”很多时候未必有“他述”来得更全面更真实。
其实，关于陈师曾真正劝导齐白石变法的纪述并不少，先看白石自家的纪述： （1920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杨补之，同乡尹和伯，在湖南画梅花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学杨补之的，我也参酌他的笔意。陈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换画法。1920年作《花果册》题记曰：余画梅学杨补之，由尹和伯处借钩双钩本也。友人陈师曾以为工真劳人，劝其改变。1930年印行《花果册》自题诗：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此翁无肝胆，轻弃一千年。又自跋曰：于五十岁后之画，冷逸如雪个。避乡乱，窜于京师，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造，信之，即一弃。今见此册，殊堪自悔，年已八十五矣。乙酉，白石。
再看他述。见证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全过程的胡佩衡先生，在《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一书中指出：陈师曾最崇拜吴昌硕，曾得吴昌硕的亲传。当时吴昌硕的大写意画派很受社会欢迎，而白石老人学八大山人所创造的简笔大写意画，一般人却不怎么喜欢，因为八大山人的画虽然超脱古拙，并无昌硕作品的丰富艳丽有金石趣味。在这种情况下，白石老人就听信了师曾的劝告，改学吴昌硕。又在《衰年变法》一文中说：白石老人55岁定居北京以后，经陈师曾的劝告，才走上吴昌硕开创的大写意花卉翎毛一派。后来，一变再变，到60多岁才创出红花墨叶的浓色花卉和用墨色画鸡、虾、蟹等杰作，自成一格。白石老人很崇拜吴昌硕的作品，自己认为笔墨上和吴昌硕相差很远，必须虚心学习。况且，已经有名的大写意画家很多，除吴昌硕、陈师曾外，还有王一亭、陈半丁、姚茫父、王梦白等人。当时，收藏家吴静庵印“寒匏簃画翠”，即吴昌硕、陈师曾、陈半丁、凌文渊、王梦白和白石老人等六位的花卉作品。在这本画集里，白石老人以自己的作品和其他画家相比，觉得自己的造诣不深，作品也不突出，应该再进一步努力“衰年变法”，因此就听信了陈师曾的劝告——学吴昌硕。我常看他面对吴昌硕的作品仔细玩味，之后，想了画，画了想，有时一幅画可画几张，画完之后都挂在房里，仔细分析每一张的收获和优缺点。
比较二者，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白石老人的“自述”与胡佩衡先生的“他述”，都提到“衰年变法”直接导源于陈师曾的劝告，不同之处是“自述”者回避、遮掩掉了最重要最关键的环节，即“变法”的学习对象——吴昌硕，而“他述”者却没有。白石老人除去在“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外转轮来。”这首诗中，比较形而上地带上了吴昌硕外，在他关于“衰年变法”的文字中，从来不提对于吴昌硕的学习和借鉴。不仅如此，他对当时北京画坛对他变法同样有所劝告和他有所请益的画家，同样也是只字不提——不留文字证据，这是否同样可以理解成老人深刻之处和具有“历史感”的一种表现？这，颇耐人寻味……“口述历史”对于学术研究之功，不言而喻。但其中的问题也颇为不少，比如“自述”中的自我修饰和自我塑造成份，“他述”中的臆断、拔高或诋毁，当事人与旁观者，哪个更全面、更客观、更可信？叙述者回避、遮掩、隐没了什么？动机何在？既往的研究，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口述历史”的误导？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于“口述历史”也是如此。
齐白石1917年第二次到北京，认识了易实甫、陈师曾、凌植之、罗瘿公、罗敷庵、汪霭士、王梦白、陈半丁、萧龙友、姚华等人，所谓“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不过,《白石老人自述》中说：……新交之中，有一位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上也虚与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它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尤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得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讲到诗的一道，又岂是易事，有人说，自鸣天籁，这天籁两字，是不读书人装门面的话，试问自古至今，究竟谁是天籁的诗家呢？’我明知他的话，是针对着我说的。文人相轻，是古今同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份。……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 ，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之短长，显得气度不广。当时我作的题椶树的诗，有两句：‘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遍体轻。’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任之。”说到民初北京画坛的骂人，王梦白当作第一人选。王梦白以“骂斋”为号，自比阮籍，对自己喜欢的人能以青眼相视，对不喜欢的人则以白眼相加。姚华在《王梦白小传》中说：“惟负气，善面挞人非，人亦阴之毁议报之，道人虽微闻，率莫之恤也。”据说据石古风先生说，王梦白、齐白石同时在国立北平艺专执教的时候，两人隔案相对作画，王梦白往往一边画一边施以漫骂；还经常在画家聚会的时候学齐白石的湘潭口音，以此来取乐。不过，王梦白并非单跟齐白石过不去，他是谁都骂的，为此曾经把几年间新交的朋友得罪了一遍，使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姚华在《小传》中又说：“梦白少读书，其才气也文长之俦也，使少敛抑，以谐媚自遁，所遇必不如今日之穷，然而画人之树风骨，尚意气甘穷困不悔者，世也必数梦白，于是人与画且以其气传也。”王郎性情如此，想来齐白石不会与他计较，否则就真“显得气度不广了”。再者，王梦白更不是什么“科榜”，自然不在此列。当年笔录《白石老人自述》的张次溪先生，在老人晚年曾几次向他追问：“这位科榜名士，究竟是谁呀？” 老人总是微笑，却始终没有道出名士的姓名。后来张先生似乎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但口门太窄，终于未能道出，遂使一桩公案继续付之传疑。
我曾就此事请教过郎绍君先生，郎先生判断可能是姚华，因为当时这个名单中，姚是唯一中过“科榜”的人。中过“科榜”与“自命科榜”毕竟不是一回事，想要坐实，还需证据。闲读齐白石相关资料，有《北海晚眺》一诗，曰：微名不暇与人争，独眺漪澜秋水澂。细数游鱼过半百，清闲一辈要无能。似乎是在言事，又不明说，让人朦胧不知所云。另有纪事诗，曰：作画半生刚易米，题诗万首不论钱。城南邻叟才情恶，科甲矜人众口喧。这回明晰一点了，“科甲”当指新交之中“自命科榜的名士”无疑，但还是不能具体。从首句判断，此诗当作于1922年以后，因为是年陈师曾携中国画家的作品到日本展览，齐白石的每幅画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卖到两百五十元银币，此后齐白石在国内国外的市场才真正打开。于是想起余绍宋相关的一则纪述， 其1922年4月3日记曰: “九时到师曾处，看各家送往日本求售之画，最佳者为师曾、箫谦中，最恶劣者为林纾、齐璜，而齐尤为荒谬，令人作恶。……”这种评价较之《自述》中索引有过之无不及。白石老人骨子里流淌着湘人好勇斗狠的血液，只是不流于表面而已，当年张大千来到北京，号称“吾奴视一切”，白石老人闻后便刻了一方“吾奴视一人”的印章作为回敬，他还画过一张《人物》，上题“人骂我，我也骂人”，可见这“湘潭老农”并不好惹。好在余绍宋也没中过什么“科榜”，也只是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一点私见，未曾道出，外人也无从知道。否则，以白石老人的春秋笔法，一定让你和他一起名垂画史。同年，齐白石作《牵牛花》，款题：京华伶界梅兰芳尝种牵牛花百种，其花大者过于椀（碗），曾求余写真藏之。姚华见之以为怪，诽之。兰芳出活本与观，花大过于画本。姚华大惭，以为少见多怪也。白石。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非圣贤，有一事不明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区区小事而齐白石特在题款时拈出，就显得不同一般。仿佛有些眉目了，但仍需耐心。阅《齐白石诗集》，《借山吟馆诗草》、《白石诗草二集》八卷尽在其中，一路读下去，卷八有诗映入眼帘，曰：百年以后见公论，玉尺量来有寸分。死后是非谁管得，倘凭笔墨最怜君。首句“百年以后见公论”，一下子和《白石老人自述》中“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 ，自有公评”对应上了，再回去看一眼诗的标题，“题姚华画稿”赫然在侧！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至此，白石老人作诗、题画、自述三管齐下，给后人留下了寻找答案的线索，遂使九十余年来一桩公案得以坐实。想来1920年代后期，齐白石“衰年变法”获得成功，他自信已经能够画史留名了，遂于1933年开始口述生平，准备请人为自己作传。虽然姚华早在1930年就已故去，但白石老人睹画及人，往事不能忘怀，遂借题画之机，一吐郁积心中的块垒。老人论印有“世间事贵痛快”一语，此“倘凭笔墨最怜君”的评价，何其狠厉痛快！
公案得以坐实，但所引材料尚是一面之词，为证明齐白石有关姚华或隐或显的反应，不是出于由其身份而来的过分的自尊与敏感，还要看看姚华留下的有关齐白石的文字，看看是否能够对应。检点《姚茫父画论》，看到两处涉及齐白石的地方，一处是《再复邓和甫论画书》中说：……然一言突破藩篱，以不美为美，则犷悍、粗豪、恶作皆可托之以雄一时，如时人齐山民之流是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甚矣，立言之难也！……邓和甫（1880年—1929年）河北省大城人，辛亥后组建国民协进会，曾任直隶支部干事，众议院议员，192l年弃政潜处,之后专心于书画研究，与姚华有交。我们从“可托之以雄一时”来判断，此书应该作于齐白石成名之后，即1922年—1929年之间，或许是在“衰年变法”将成或已成之际。第二处记录于题《齐山人紫藤萝》，时间不明，诗曰：绕经花开若若垂，最难颓干竟生枝。山人画得吾能状，编爆悬门压碎时。
首先，不称“齐璜”，也不称“白石”，以“齐山人”、“齐山民之流”称呼，已显不敬，有身份歧视之嫌。姚华本人是清末进士，后留学日本，曾贵为国会参议员，在清华大学、北平艺专等多所高校教授文史和书画，他看不起齐白石的木匠身份，这一点是有可能的。其次，饱学如姚华者以“编爆悬门”来比齐画藤萝，真不算什么太美好的形容，略含取笑讽刺意味，而“一言突破藩篱，以不美为美，则犷悍、粗豪、恶作皆可托之以雄一时”已是厌恶。也许是旧文人恨屋及乌，由人及画，也许是审美和价值判断上阶层的差异太大，双方有来有往，针尖对麦芒，似乎不可调和。
然而，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偶然发现《姚茫父纪念集》，其中熊圣敬《一颗过早陨落的星——回忆舅父姚华》一文，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回忆了两位当事人都“失记”了的交往，这对进一步了解二人的关系有所帮助，文章中说：“有人说舅舅与齐白石老人有矛盾，我看不是事实。记得一九二七年夏季，一天，舅舅正在午睡。有人叩门。我去开门，来人是个布衣素服的老者，手中还拿着一画卷，我猜是来请教舅舅的，便将客人请进客厅落座，我去书房通知舅舅，对舅舅说：‘有一穿粗布衣服的老者要见您。’不料舅舅听后，蓦地翻身下床说道：‘快请，快请！这是齐老先生。’当时齐老已是六十五岁的人了。齐老先生拿来两幅刚画好的画，请舅舅指点。舅舅忙说道：‘那里，那里，还是相互切磋。’于是我把舅舅扶到书桌边后，就忙着铺纸、涮草（笔）、研墨……。”骂人公案刚刚坐实，如何又上演一出请益的公案？这让人有些搞不懂。
这段文字至少告诉我们以下信息：第一，齐白石是向姚华来请教绘画的，时间是1927年夏。第二，从姚华的话语来分析，齐白石不像是初次登门初次请教。否则则显唐突，如事先有约，也必对家人有所交代或是亲自恭候。第三，姚华待白石老人并无歧视怠慢的态度。需要注意的是，姚华在1926年已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而从“蓦地翻身下床”的动作和“快请，快请！……”的急迫语气来看，能体现姚华内心的诚意。
然而，更让人搞不懂的还在后面，“齐老先生带来的是两张横幅水墨山水画。当时齐老先生比较擅长条幅花卉，对横幅山水似乎不太见长。我把宣纸铺好后，舅舅就提起笔来边画边讲，意思大概是，画惯条幅的人，往往只注意纵深，画横幅不仅要注意纵深，而且还要讲究场面的宏大。这时齐先生立即将我铺下的宣纸揭去，将自己的画稿铺上说道：‘习作之品，就请先生在上面指正吧’。为了不打扰他们，再加上他们说的、画的那些东西我也不太懂，我便在一旁的太师椅上坐下来看书，直到客人起身告辞。我见齐老先生将舅舅改过的一幅画，悉心地卷好拿在手里，把那张没有改过的画信手一抓，揉成一个纸团，扔进了纸篓。舅舅诧异地看了看他。齐老先生赶快解释说：‘此乃习作之品，要他何用。唯先生斧正之作，白石当珍藏起来。’”
早在1922年，齐白石的山水已在日本畅销，且比花卉还要贵，到1927年齐白石山水画的笔墨境界已经相当高了，这种到姚府的登门请教是否必要？是否是一种纯粹的公关？从文章可知，齐白石请姚华指正的作品是一张横幅，姚华所说“画惯条幅的人，往往只注意纵深，画横幅不仅要注意纵深，而且还要讲究场面的宏大。”谈的是中国画“三远”中的“深远”和“平远”问题，纵观齐白石一生的山水创作，条幅和中堂多，横幅和手卷少，这种“平远”宏大场面的表现可能是齐白石的软肋，姚华所说是很有针对性的，可以说齐白石不虚此行。鉴于此前二人交恶的关系，不管此行是真诚的请益还是实用主义的“统战”，这都需要极大勇气。不过，一向节俭和“敬惜字纸”的齐白石，“把那张没有改过的画信手一抓，揉成一个纸团，扔进了纸篓”的动作和“此乃习作之品，要他何用。唯先生斧正之作，白石当珍藏起来。”的解释，确实显得的有些反常和夸张，以致令“科榜名士”惊诧不已。
令人遗憾的是，两人交谊中这样一段正面的佳话，没能在《白石老人自述》和其它文字中有所记述，他只记下了仇恨。如果说老人是由于当年受伤过重，而致使产生“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遗忘”尚能理解的话，那么，对于“衰年变法”中学习借鉴吴昌硕这一事实的回避，对于陈半丁劝导他“变法”的事实和对他的指点只字不提，便有悖“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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