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教育 > 主题讲座 > 详情
【讲座】齐白石艺术系列讲座之(十)从“三百石印”说开去2012-12-07
作者:陈 倩(北京画院公共教育部)

讲座主题:齐白石艺术系列讲座之(十)从“三百石印”说开去

时  间:2012年12月7 日
地  点:北京画院美术馆五层学术报告厅
主持人:陈  倩(北京画院公共教育部)
主讲人:罗随祖(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能来到北京画院参加我们的公共教育活动。想必大家都已经参观过三、四层正在展出的“三百石印富翁——齐白石的金石心迹”。北京画院继“齐白石艺术国际论坛”成功举办之后,为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和认识齐白石艺术,分享北京画院院藏齐白石作品研究学术成果,自2010年起北京画院美术馆从多个层次和视角来研究齐白石。我们的系列学术讲座已经顺利完成了九场,这九场讲座分别从齐白石的山水、人物、草虫、禽鸟、信札、社会交友圈等等来分专题推出,得到了广大艺术爱好者和公众的支持,形成北京画院公共教育特色系列活动之一。今天我们为配合齐白石的篆刻印章展很荣幸地邀请到罗随祖老师为我们讲“从三百石印说开去”。罗老师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讲授专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主要从事金石考古及博物馆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此外,罗老师还是我们这次齐白石印章特展的展览顾问,下面,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罗老师。

 
罗随祖:

北京画院以建院五十五周年、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传统中国画研究中心成立为契机,展出了齐白石的三百方石印。这“三百石印”是齐白石的家属于1956年慨然捐献国家的。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如此完好、全面地欣赏到这一批印章。这批印章大部为自用印,充分反映了齐白石篆刻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印风的形成过程。其特殊性、珍贵性与自成系统,为我们研究齐白石篆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玺印

中国篆刻传承有自,源远流长,有着三千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玺印已经十分成熟。从秦汉到南北朝时期的八百年间,形成了被后代篆刻家尊奉为“宗法”的玺印高峰。隋唐以降,印章形式力求突破。宋元代递,帝王、文士主动参与印章的创作,如宋徽宗的内府印、米芾印,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蔡京别铸公相之印”。这段话反映出当时的士族官吏不再满足别人为他们制印,而是自己要参与到印文的创作里面去,所以篆刻的发端在此时已经有了萌芽了。篆刻由萌芽逐渐演化为一门文人艺术。明清时期,印人林立,流派迭出,各胜坛场,成为独有的艺术门类。

下面我要讲两个题目:
一、关于齐印分期和三百石印的特点。

白石先生生于1864年1月1日(清同治三年),逝于1957年9月16日,在世94个春秋。他的篆刻艺术经历从1896年(光绪二十七年)从黎松安、鲸安始学篆刻起,至1949年为毛泽东、王朝闻、吴作人、李可染刻印止,时间跨越54年。在这五十余年期间,以1919年定居北京为界限,在地域上可分为湖南与北京两地两期。在时间上后者略长,前者是其“积淀、摸索”时期;而后者是其“创造、产出”时期。白石晚年由于目力日衰,篆刻数量骤减,同时面貌也大不如前。其实从1944年84岁(81周岁,自报虚龄)为朱屺瞻拓成《梅花草堂白石印存》以后,则多以写篆书代之刻印了。

   
       齐白石篆刻第一时期               齐白石篆刻第二时期      
齐白石篆刻作品可以分为四期:
(一)胎息黎氏,艰辛摸索,印见丁、黄始入门(1894—1904年)

32岁至约42岁,启蒙于黎松庵,仿摹丁黄的浙派,由此进入篆刻艺术的世界。从40岁第一次出门远游,赴陕识樊增祥,为齐书“刻印润例”、42岁南昌之行,二出二归,渐开眼界。 

(二)见贤思齐,私淑赵之谦亦步亦趋,入京识陈遇知音 (1905—1918年)

43岁至56岁前后,弃丁黄而摹赵之谦,见《二金蝶堂印谱》,心追神往,亦步亦趋,苦习“夜长镌印忘迟睡”。为避乡乱初到北京,不久识陈师曾,相见恨晚,到定居北京之前。

(三)不拘前人绳墨,广取博采,胆敢独造,衰年变法(1919—1931年) 

57岁至69岁前后,定居北京,听取陈师曾的建议,汲取《汉三公山碑》、《吴天发神谶碑》篆法,以单刀冲刻,努力摆脱摹仿,随着“衰年变法”开创自己篆刻的面貌。

(四)努力突破,融贯前贤,藏巧于拙,终而自成流派(1932—约1946年)
   

      齐白石篆刻第三时期                 齐白石篆刻第四时期      

70岁以后,更将秦汉权量铭文溶入篆刻之中,在形式上大胆突破,以直肆雄健的风格,自立成家,实现自己胆敢独造之理想。72岁刻满三百石印、73岁自刻“悔乌堂”、84岁为朱屺瞻刻满60印、86岁为蒋刻印。  

北京画院现存的“三百石印”有几个特点:
(一)“三百”只是一个约数,不是实数;
(二)绝大多数是自用印,多没有属款;
(三) 印材普通,大多是价廉的寿山、青田石;
(四) 有多面刻画或画了墨稿而未刻的半成品。

齐白石自称“三百石印富翁”,不是说只有三百石印、或只有三百方自用印,而只是一个约数,而且,有随刻随失的情况。如其在1934年冬(72岁)所作《三百石印斋记事》一文中说:“余三十岁后,以三百石印名其斋,盖言印石之数。所刻者仅名字印数方,适书画之用而已。……丁戌连年已化秦灰矣。后避乱居京华,得石又能满三百之数。……余一时兴至,不一年,将所有之石刻完,实三百之数过矣。……愿子孙不得以一石与人也。”这三百石印由早至晚,具有重要的“系统性”。 

三百石印的用途,就是“适书画之用而已”,当然就是自用印了。齐白石勤奋、长寿、存世作品数量大,书画作品上一定要钤盖印章。这三百石印必定在他的书画上有所使用,或经常使用,其珍贵性不言而喻。白石篆刻一般自用印是不署款的,为他人所刻的印有的也无款。他人持润嘱刻,当然有些是说明要署款,甚至不能满足仅署名而已。在白石篆刻中有边款的,一般署“白石”,而对于尊崇者则按惯例,庄重地署上“齐璜”款(早期刻印属“齐璜”与此不同)。例如:白石为谭泽闿、王闿运、夏寿田、曾志熙,以及被他念念不忘的“恩公”陈师曾等人刻的印,一般都属“齐璜刊”或“白石齐璜”,个别也有属“老萍”的;为曹锟、彭榘所刻的印则属“齐白石”。

齐白石早期初学刻印,曾使用其家乡南山的“楚石”,这当然是不入流的石材,只是为了便宜,不用钱来买。白石生性节俭,不用价格昂贵的印石,这批印章中几乎全是一般的青田、寿山石。而且其中的许多印,为了实用及轻便携带,印高多小于长宽。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种现象也并不鲜见,即使是他同时代的书画家,也有使用这种“扁平”石料的印章者。白石自用小印也有石料好的,其实他并不反对使用贵重的石料,只是重刻不重石罢了。这也与他人持润嘱刻,佳材大料自然不同,这也可以看作是这批印章的特殊性。

   

      多面刻画拓印               齐白石篆刻中的刀刻痕迹       

在这批石印中,可以看到多面刻画、以及画了墨稿而未刻的半成品。有一方 “岂辜负西山杜宇”,印五面刻画山水,意近于白石画稿,造型着意,可能为白石亲自雕鑿。陆稚雅也是在齐白石篆刻艺术创作中,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一位人物。齐白石为陆氏所刻的印章、镇纸,也有多面刻字鑿画,甚至一面之中诗话参半,朱白相间的,这是很少见。另外在这“三百石印”中,还有一长方印石上,有墨书的印稿“中国长沙湘潭人也”。同样印文还有一件刻成的大方印,最为人所称道。而这一长方印的墨稿,可见其创作过程。关于齐白石刻印是否画墨稿,各种说辞曲为辩解。我想:齐白石在为胡絜青、郭秀仪等人演示刻印,一定是不画墨稿的,而在此之前,他又是如何下了大量精力、功夫准备的,恐怕很少有人去关注了。

 
二、 齐白石的剖析及其作品研究

齐白石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清末、国民政府、日伪统治及新中国这样四个阶段,不论是剧烈的社会振荡变革,或是战乱与社会黑暗统治,他为求生存艰难地寻找支点。他坚守自己的艺术,努力求新、求变,艰难跋涉。他性格上具有典型湖南乡人的朴素与倔强。他希望与世无争,得意于自己的“自食其力”,厌官但又与官员们来往。他叹世事的不平,愤懑于自己刚刚富裕起来的生活被打碎,简单的希望有个好皇帝。但对于社会革新、政治理想毫无兴趣。

他谨慎小心的养家,固守“芝木匠”的本分,有时木讷、胆小而多疑;但也圆滑、疏狂和狡黠,他身上常常同时具备矛盾冲突的两面。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却疏离于当时的社会思潮。不论是在他艺术巅峰的三四十年代,或是戴上了“人民艺术家”桂冠,他仍然是那个固执、小气、贪财、沉浸在自我中,孤独寂寞的齐白石。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齐白石成名以来,世人最多的疑问就是:“刻这样的印,画这样的画就可以成名?”不论是旧北平的报纸或是新中国的“人民宣传”,齐白石生前或身后都占据着相当的位置。大众传媒有意无意间都在强化:“只要学成这样的画和印就能卖大钱!”

启功先生在记述齐白石轶事时,生动、风趣地揭示了齐白石艺术背后被人忽视的一面:因为时代、条件、际遇的不同,以及他的艰辛努力与自我经营,齐白石是不可被复制的。

在现代诸多研究齐白石的学者中,郎绍君先生无疑是最为客观深入的一位。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齐白石》一书中,对大众传媒将齐白石“熟悉的遮蔽着”,有着剥茧抽丝般精辟的分析。提出:“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许多庸俗社会学的、捧场应景的、空洞武断的成分。例如曾被大量宣传的:齐白石画萝卜白菜表示他不忘本、画不倒翁讽刺旧社会的官僚、画算盘揭露剥削罪恶、画鸽子表示他热爱和平。” 要理解齐白石的艺术,必须首先客观的了解齐白石。“被大量宣传的未必是真正了解。” 

我们细心观察分析白石先生鼎盛时期的篆刻,在印文的布局方面,白石特别刻意竖笔画的位置。这自然使人联想到了他的书法,想到了李可染先生在回忆齐白石创作篆书书法时将纸折了又折,甚至用竹尺左量右量,先用碳条画出字形的叙述。这与亲眼看过白石先生篆刻的诸多人的回忆,在刻印的程序上也是相似的。有人强调其“印从书出”,我以为是不足信的。尤其是他的篆书书法,活脱就是放大了的印文。印文放大更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刻意从不对称中求匀称。这种精心布局的形式美,正是齐白石藏巧于拙表现形式的高度体现。

篆刻最基本方法,就是文字布局。今人喜欢用篆法、章法、刀法这样的名词来表述,其实布局就是“摆放”,就是兼顾字体肩架、疏密、长短、左右等相互关系。白石篆刻成熟期的作品,印面布局“摆”的关键恰恰是“藏巧于拙”,不露痕迹。是一种在表面的不匀称中求平衡的技巧,也就是一种形式架构之美。而摹习白石印者,往往过分刻露外张,甚至流于恶俗,就是他们只看到了齐印形式上的大刀阔斧,而忽略了白石先生习黄仿赵的艰苦跋涉。只见其皮毛表象,而忽视了其印章形式后面不为人道的,“夜长镌印忘迟睡”的艰辛求索。

仔细观察白石的篆刻,在一边光洁一边崩剥的刻法中,可以发现有些地方并非一次刀刻形成。在崩剥的一面用放大镜细心的审视,也可见个别地方有用刀修饰的痕迹,这种修饰与刀刻自然的崩剥很难分辨,这和他长期做雕花木匠,练就精巧的手艺是分不开的。过去诸多说法称其“铁笔疏狂,一任自然”,白石亦陶醉于此说。“一任自然”并非是“听凭自然”,而是“宛若自然”,犹如“乱石铺阶”不是“推倒乱石自然成阶”而是需要精巧的设计与精心的铺漫。形若乱石,精心布局,不露痕迹,才有可能带给人天真自然的情趣。貌似自然形成的石阶,而实际还是人工“巧做”而成。正是这种巧做完善了其在狂放不羁、自然崩剥的印风之下,隐藏着的机巧、精细和严谨的修饰。

齐白石篆刻的基本特色是“胆敢独造”,在艺术面貌上是以“苦心经营”达到“藏巧于拙”。他的篆刻从对于丁、黄“印奴”般的亦步亦趋,到膜拜赵撝叔、吴缶庐,再因挚友的提示刻意求变。有黎松庵兄弟、王湘绮、夏午诒、樊樊山、陈师曾以及陆质雅的提携、襄赞。和“夜长镌印忘迟睡”的艰辛努力。他在收名徒、鬻印画、走官场、造新闻方面,因深厚的社会历练,和那个时代深层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非常巧妙、不露痕迹的自我经营,这都是其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犹如乱石铺街的构图布局

齐白石的作品用精雕细琢、刻意小心的用刀,雕琢出貌似天然崩凿的面貌;同时他反复强调“昆刀信手”、“快剑斩蛟”“铁笔恣肆”等说辞;偶尔刻印不用画墨稿的“表演”,进一步制造了神秘感。在这一切的表象之下,隐藏着刻意用心,小心谨慎的经营,这就是其“藏巧于拙”的核心。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在民间有一种“传艺”的习惯,特别强调“悟性”和“偷技”。所谓:“三分教,七分悟”,学徒“技艺靠偷”,使后生懂得“一技之长,来之不易”,懂得珍惜。

过去训练猛禽捕猎有“熬鹰”之法:一定时间内,不令鹰鹞睡觉、喝水以及喂食,待到一定程度,放出去捕猎,才得以“收放自如”。这也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有特点的一个部分。齐白石苦心孤诣,历经艰辛才得以成名。其虽广收弟子,甚至名媛、名角、高官显贵,但是主要还是为了生存之需。对于弟子其自知无人真能继承衣钵,传师之技,所以说:“学我者死”,良苦用心“一语成箴”。唯有李可染追随老师十年,貌似未学白石面貌,却终以成名。至有评骘所谓:白石篆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霹雳一声,开创了中国篆刻新时代”等等,这种抬轿子、阿谀逢迎之辞,终非客观研究的态度。

郎绍君先生在总结齐白石篆刻时说:“总起来说,齐白石篆刻的不足是欠含蓄,一些名章刻得不认真,略有习气。卖印太多、太久,难免有些应付和草率……”。近年齐白石作品价值飙升,或因喜爱艺术或为“升值”,研究者亦层出不穷,然多不过引述“白石如何说”、“名人如何说”陈陈相因。只有充分掌握资料,科学客观,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于事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