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0年4月2日
地  点：北京画院美术馆第一展厅
主讲人：金运昌（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
主持人：吕  晓（北京画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

 

 

主持人：
        金石学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其实金石学在近现代明末清初就开始对中国书画创作产生了影响，尤其对近现代艺术家的影响非常深远。李苦禅先生受恩师齐白石的影响一生都致力于古代金石碑帖的收藏和研究，而且在他的书画创作中融入了金石的美。我们作为年轻人对金石学很陌生，但却很想了解它，了解它的发展过程。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金运昌先生来漫谈金石。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金先生。

金运昌：
        各位下午好，今天我将结合展览和展览所涉及的知识谈一谈。今天来的听众很多，我感到很欣慰。金石学一向是坐冷板凳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面很窄，但是这门学问却很深。过去称碑帖为“黑老虎”，是说他能作伪，也能做手脚、能蒙人。我在故宫的同事朱家溍的父亲朱翼盦先生在民国时期是重要的碑帖收藏家，银行家出身，买一本碑帖都是几百大洋，在当时能买一套大四合院。这次的展览叫“苦禅金石缘”，何为“金石”？ 所谓“金”是指铜器文字，“石”则指石刻文字。金和石是我国古代两种重要的文字。更早的还有甲骨文，但为什么不叫“骨金石”呢，因为甲骨文发现地非常晚，晚清才发现，民国时期才开始大规模发掘。当我们在博物馆参观青铜器馆的时候，我们发现青铜器除了装饰性花纹还有文字，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又有不同的风格。我们统称这些文字为“金文”，又叫大篆。称为大篆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称其为“小篆”。 铜器很结实，中国古代很多铜器除用作生活用器之外，还有一些是重要的礼器。若有人为朝廷立有军功 ，或几代为朝廷服务，国君就会对其有所赏赐，赏赐之物多是青铜器。允许他铸造一件青铜器，比如鼎、尊等，在其上刻文以示他受赏赐的原因和荣耀。青铜器的铭文通常是此内容，铭文长短不一，长的几百字，短的仅一两字，或许是他的族徽。青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非常高，因为当时也在竹简和丝织品上写字，不过时逾千年，这些载体多已无法流传。虽也曾发现丝织品上有先秦的手写文字，但仅是个案，绝大部分是没有保存下来的。因此青铜器铭文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甲骨文发现之前是我们研究先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曾经青铜器的市场价值就以铭文字数来衡量，一字一万，若有上百字那就是国宝了，需要藏入历史博物馆的。台北故宫有毛公鼎，那是迄今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历史博物馆有司母戊大方鼎，虽然体量大铭文却不多，所以在史料价值上不及毛公鼎。这就是金文的考史价值。

本次展览展出了“虢季子白盘”拓片，原物收藏在历史博物馆，前两年曾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盘”通常是指洗手盆，宴会前有侍者在上边倒水，宾客接着盘洗手。这个盘有人称御盘，有人称用于洗浴，或是铭记功德的礼器。这篇铭文很有名，是一篇韵文。该人在战争中为国立了功，受到国君的接见和赏赐，所以他用铜器做成大盘让子孙后世牢记这份荣耀。这篇铭文写道“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宝盘。不显子白，[上：由，下：丬]（状）武于戎工，经维四方，博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显赫的子白，在这场战争中勇武有为，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砍了500个敌人的脑袋还活捉了50人，所以他是全军的先驱。

“[走亘][走亘]子白，献[爪戈]（[首或]）于王。王孔加（嘉）子白义。王各（格）周庙宣[广射]（榭）。爰卿（飨）。王曰：白父，孔显又（有）光。”他的辈分比国王高一辈，所以国王叫他国父，国王说国父你太光荣了。“王睗（赐）乘马，是用左（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同“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王赐给他三件东西，一是好马，一是良弓，一是钺，并说子子孙孙万年无疆。这篇韵文现在读起来还是朗朗上口，记录的这场战争在历史上也是可以考证出来的，这就是金文的考史作用。

为何铜器铭文后来就消失了呢？古人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如清代大诗人、史学家龚自珍就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说青铜器上铸造铭文非常结实，不怕火烧可以长期保存，为何人们却不再使用了。他的结论是：青铜器的材质在先秦时期非常贵重，约等于现在的黄金，所以成为历次战争中首先被掠夺的对象。我们有一个成语叫“问鼎中原”，何为“问鼎”。两国外交恶劣，便派使臣到敌国，问敌国国军，你们的鼎有多沉多大，好不好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攻你了。所以，鼎是重要的掠夺对象，如果被抢夺了鼎，就意味着彻底失败了。通常掠夺别人的鼎后要将它熔化铸成自己的记功鼎。大约战国年间，人们重新选择了刻字载体，那就是石头。石头不值钱，把需要保存的文章刻在石头上，别人是不会拿走的。且如要毁坏也要用凿子一点点凿，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做的。鼎上的长篇铸字多在春秋时期，战国时代越来越少见，秦汉时期就消失了。秦汉时期只有简单的物勒工名，记录了制作工匠、部门的名字，或者重量，用于何处，而没有大篇幅的文章了。这就是金石的转换，我认为龚自珍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功能转化载体改变。所以说研究这门学问就要研究金和石。

通常刻字于石的样式为碑，庙里很常见，现在也有一些纪念碑，如抗日战争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但形制与过去有所不同。在石头上刻字的最初形制是选一块原始的大石头，如大鹅卵石或花岗岩，稍微将其打磨平整，若表面很光滑，便可直接刻字。这次展览中有一件《中山国刻石》的拓本，极为稀少。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在今河北平山县一带。抗战时期一位农民在山坡上放羊时，发现一块很光洁的石头，上面隐隐约约有一些字，不可辨认。农民将石头拉回家，当成一把石凳，又配上砖头和磨盘搭成的小桌。六、七十年代文物队考察时，一日来到这位农民家吃派饭，无意间发现凳子上刻有字，仔细一看是大篆，于是赶忙向上级汇报。后来这件文物被河北省博物馆收藏，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文物进入博物馆后就很难拓印了，需要经过手续的审批，所以苦禅先生的这件拓片是十分珍贵的。《中山国刻石》记述的事件众说不一，大致意思是说一位名叫公乘得的人在这里守丘。丘，就是坟墓，即中山国国君之陵。李燕先生对此有新解，认为不是“丘”而为“羔”，即公乘得在这里放养。对于刻石的全部内容我们尚无法辨认，但文字形式乃中山国的古文字，因此非常珍贵。

刻石在秦国发展较为完备，如这件石鼓文，藏于故宫的珍宝馆。这件刻石很像鼓，其实是大块的鹅卵石，周围刻四言诗，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的一次狩猎行动。石鼓共有十块，每块刻一首诗，但现在损坏的很严重，有一块已经不见字迹，还有一块磨损的只剩两个字了。石鼓发现于陕西，在唐朝时就非常珍贵，很多文人包括大诗人韩愈都为它做过长诗，即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石鼓歌》。到了宋朝时石鼓作为国宝迁到凤翔孔庙里保存，宋徽宗对此极为喜爱，于是又将其迁至汴京放置于后宫之中。他担心时常有人拓印会损坏石鼓，于是将文字里填上黄金，禁止任何人拓印。“靖康之变”后石鼓被金人盗走，路途中贪婪的金兵抠去填补的黄金，从而也损坏了石鼓。其中有一个石鼓存放于道观，结果被道士改为捣米的米臼，所以只剩下半个。石鼓文是中国刻石中文字最优美、历史相对长久的一组典型的先秦刻石。因为不是碑，所以学名就称为刻石。再晚一点的就是《琅琊台刻石》，是秦始皇巡游中国时为自己歌功颂德的刻石，以小篆书写。当时可能由于文章过长，是刻于一组石头之上的，但现在只保存下一块，目前藏于历史博物馆。还有一块刻石是秦始皇到泰山以后留下的，这块刻石曾放于泰山斗母宫，后因为斗母宫失火，刻石被焚毁，只剩下几块碎片，拼合起来共有八个半字。现在这块《泰山刻石》残石保存于泰山脚下的岱庙。

刻石之后就出现了碑，至于碑是何时出现的，众说纷纭。碑的前身叫作窆石，“窆”是埋葬的意思。古时多为土葬，因为要厚葬深埋所以需要挖一个很大很深的坑。但是棺材如何放置下去就成为一个问题，后来人们用在墓坑的四角立四根石头柱子，每根柱子打一个眼儿安一个辘轳，再用四根绳子栓住棺材的四个角，大家喊着号：“一、二、三……”，慢慢拉动棺材到墓坑中间，然后平稳地放下去之后埋上土。埋葬完毕后带孔石柱子就废弃了，这就是窆石。绍兴的大禹陵就有一块类似碑的石柱，其实是窆石，传说是大禹下葬时用的，那时就已有原始的窆石存在。汉朝人在上面刻了文字，内容为此处埋葬的是何人，山东博物馆有一块著名的窆石，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上面刻有简单的两行文字，说明了墓主人的姓名、籍贯、卒于何年。我想这就是碑的起源，人们开始废物利用，在遗弃的窆石上镌刻文字作为墓的标志，后来慢慢形成一个定制。中国人重礼，是一个以孝制天下的国家。再后来窆石逐渐被碑代替，中国最早的汉碑即为窆石形状，碑上有一个石孔，称为碑穿。

中国人讲究美和装饰，于是朴实的汉碑很快被淘汰了，出现了有装饰纹样的石碑。这些纹样位于碑首，多为头朝下，无角或短角的螭龙。因此有这种装饰的碑首又成为螭首。此次展览的招贴就为《高唐州重建庙学记碑》，是明朝的碑，碑身已不存在，这个碑首就是螭首。石碑一开始是直接埋于土中的，后来因为容易翻到，所以又制作了碑座，碑座上凿一个方孔，碑底制成隼子插进去。

有螭首、有碑座装饰、表面光滑平整的碑就更漂亮，体量也越来越大。汉碑高达两米，很有气派。一般汉碑的正面刻碑文，称为碑阳，背面和侧面刻捐资立碑人的名单，称为碑阴和碑侧，完整的拓本应有碑阳、碑阴、碑侧共四张。碑的上面突出一块刻碑的总题目，若为汉碑则在上面刻有盘龙，原始的碑上则有碑穿，碑穿上刻碑的题目，这个地方也称碑额，一般用篆书或隶书来刻。东汉时期，碑 的形制已经成熟，所以通常完成的拓印需要碑阳、碑阴、碑侧和碑额共五张。人们拓印时有时会忘记碑侧和碑额，如《广武将军碑》这个碑往往拓不全，而苦禅先生这件拓片就收的很全。

碑的形制形成后，其作用也开始扩展，不再仅限于纪念死者。如有官员任满高升，百姓为纪念他的功德，会捐钱给他立一块功德碑。有的碑则用来记事，如修葺建筑，记录工程发起人、修建原因、刻碑资金来源等。有的碑记录了朝廷的重大决策以及重要的官方文件。如孔庙里很多碑既不是为孔夫子立碑，也不是官员的功德碑，而是记录了朝廷祭祀孔庙的一些活动。如《乙瑛碑》就记录朝廷祭祀孔庙的活动，内容大致为：曲阜地方官乙瑛写奏折说祭祀孔庙活动虽好但人手不够，无人主持，希望朝廷增加一个“百石卒使”来主持这项工作。“百石卒使”即为工资白石粮食的处长。皇上批准了奏章，于是乙瑛选择了一名孔家后裔，此人品德高尚且有学问，得到了皇上的批准。这样的政府公文刻于碑上，说明汉朝政府对祭祀孔庙的重视，且此后孔庙工作主持人的编制就固定下来。乙瑛与苦禅先生都是高唐人，所以苦禅先生特别喜欢《乙瑛碑》。碑的作用多种多样，甚至一些民间契约也刻于碑上，如《父老碑》，记载了村长父老因做官不能种地，于是由大家集资买一块土地，此地的收入归历届村长，他人不得侵占，所以特此立碑以供子孙遵照执行。

汉代碑刻的功能极为丰富，文献价值也很高，它的兴起促使了一门学问的产生——金石学。金石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其任务在于专门搜集研究刻于铜器、石头上的史料。到了宋代时候，官宦多为文人，所以金石学很兴旺。欧阳修、赵明诚都是大金石学家，他们做的《金石录》乃名作，此外还有李清照的《金石录后续》。

元、明、清历朝一直有很多人在研究金石学，尤其是清代，康乾盛世时金石学研究风气非常兴盛。过去对此的认识是由于满清异族统治大兴文字狱，导致文人不敢谈论政治而去做学问。其实满清政府在前期和中期是非常开明的，对待知识分子也很宽松。很多明末遗民搞游击战上山抗击清政府，都没有遭到清兵围剿。皇帝研究学问、写诗作画，并以这种手段讨好汉族知识分子，让他们觉得满汉一家。所以当时金石学研究繁盛，以至于引起了艺术上的一些反映。

石刻除了碑还有墓志，是碑的衍生体。石碑发展到东汉已经非常美观，但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已构成一笔不小的开支，且人们喜欢立碑攀比。曹操崇尚节俭，他当权时颁布了一条禁令，除朝廷特许大员、功臣外均禁止立碑。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于是人们把碑改小埋于地下。所以汉末特别是三国时期，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小碑，与大碑形式完全一样。北魏时期，小碑在形制上有所改变，变为一个四方形石板，上面刻有碑文。碑文的形制和之前一样，前面刻生平事迹介绍，后面刻四言韵文，对该人进行歌颂和哀悼，这称作前序后铭。墓志也是这样的次序，刻在方方正正的大石板上，置于棺材之上。有的为防止文字被腐蚀破坏还在上面加一个盖，构成平顶四坡形。北魏时期墓志兴盛，由于埋在地下所以未受氧化和风化侵蚀，保存完整，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此外，还有一种石刻称为石经。一种是儒家经典，东汉时期由于尚未出现出版社、印刷厂，人们读的孔孟经典都是手抄本，经常会出现错误。于是学者蔡邕提倡在太学（当时的最高学府）门前立碑刻上儒家经典，以供人们对照，这就是熹平石经。此后，凡文化鼎盛时期，朝廷都要刻石经，距今最近一次是乾隆年间国子监的《乾隆十三经》。不过当时印刷业已经相当发达，镌刻石经不再作为校对之用，而是对文化传统姿态的坚持。另一种石经是将佛家经典刻在石头上，有的可以公开，有的则不可。佛家有一种说法，称每隔若干年佛教就要经历一场法劫，这是释迦牟尼预言的。北魏、隋唐时期的皇帝信道信佛各不相同，信道教的皇帝就要灭佛，出土于青州的很多残损佛像就是那时被毁的。这种情况下，一些佛家子弟担心佛教经典无法继续传承，于是就把佛经刻在石板上。如隋代的静琬法师发愿刻经，把《大涅槃方经》刻在一块块石板上藏于上方山的岩洞里。如今著名的云居寺当时就是一座荒山，刻经工作都是偷偷进行的，这样做是为了预备法劫过后佛经消亡，待有人发现这个洞穴，佛教便可再度复兴。石刻佛经还有泰山的《金刚经》，山东还有几座山上也有这种大幅刻经。这多是一名叫安道一的和尚发起组织的，其实也是受到灭佛的刺激，立誓要传承佛教。
        石刻的另一个形制就是摩崖，即刻字于山崖之上，这其实是保存文献的最佳方式，因为刻在山崖上的字无法搬移。摩崖石刻在汉代就已出现，今保存较早的是《开通褒斜道摩崖》，展览中也有这件石刻的拓本。汉代都城长安与汉中之间有一条交通要道叫做蜀道。曾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而蜀道中又有一段最险的地方，称为褒斜道。这一段都是“阁道”，“阁道”就是在垂直的悬崖峭壁上打上一排孔，插上木桩，木桩上搭一排木板，下面装上支架。《开通褒斜道摩崖》就是纪念这段阁道的修成，相当于如今的纪念碑，书体是汉代的隶书。这件石刻在书法界非常有名，它不像字而更像一幅画，字在篆隶之间，笔道细腻且布白均匀，就像印象派的作品一样奇妙。还有就是《纪泰山铭》，是唐玄宗去泰山祭祀时刻于岱顶的大型摩崖，因为尺幅太大所以这里展出的只是一部分。另外《荥阳郑文公之碑》也是摩崖，这些都是很伟大的工程。

石刻的种类主要是以上几种，碑、墓志、石经、摩崖，早期还有刻石，当然也有石阙、石井栏等。再有就是造像记，汉代以后古人开始开窟造佛，由于造像就是立功德，所以佛像旁常刻有文字说明，内容多是为何建造此尊石像，由谁出资建造，以及对佛的虔诚，还有保佑国泰民安、保佑全家老少健康平安等各种愿望。有时农民的驴病了，也会刻一尊佛像，刻字内容是保佑我的驴早日康复。农民这样做是因为驴在当时的价格是很高的。造像记中较有名的是洛阳龙门石窟的《龙门四品》。

接下来谈谈石刻的意义。金石学开始只是史学的分支，人们收集金石资料主要是为了考史，有价值的是文字内容。搜集的办法就是制作拓片，拓片是中国的特殊工艺，之前孔庙里有拓碑表演，不知现在是否还有。拓碑要先把纸弄湿，闷潮后盖于碑上，上面盖上毛毡，用木槌子敲，现在也用硬板刷敲。经过敲打，有字的地方纸就会塌下去，没有字的地方纸就贴在碑面。这时用毡子做成的卷沾上墨平涂，或者用棉花扑子在上面扑，于是就形成了黑底白字的拓片。拓碑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唐朝就有，还有史书明确记载唐人已把拓片挂于室内当作画品欣赏。

过去金石学家收藏拓片主要是为了考史，不过到了清代乾隆嘉庆时期，人们的艺术意识开始觉醒，发现这些碑不但文辞好、史料价值珍贵，而且还是重要的艺术载体，重要的书法载体。从春秋战国时代的金文大篆到秦汉的小篆隶书，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生的楷书，还有北魏拓跋氏统治时期的魏碑，以及北齐和隋代复兴的隶书。人们利用金石做文字载体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书法最活跃、字体变化最迅速的时期。所以金石拓本所承载的不仅是史料，还有文字的艺术。只是过去的人不太重视这些，唐代开始才有名人写碑，之前都是无名或不留名的书吏。清代的金石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碑刻独特的书法韵味，于是逐渐开始有人临摹。清代初期以及中期，先后出现了一批写篆书和隶书的书法家，后来又开始有人写魏碑，此人就是邓石如。邓石如是大书法家和篆刻家，为了艺术追求而放弃科举，一生致力于书法篆刻研究。他还把魏碑体的楷书引入艺术领域。他来到北京后很多人请他到家中写字，若是能得到他刻的图章则是荣耀之事。后来大学者、两江总督阮元写了一篇《南北书派论》。南派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王羲之被唐太宗封为书圣，从此奠定了书坛上的正统地位，那时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王羲之的字。于是秦朝的篆书、汉朝的隶书、北魏的魏碑都不见了，都在唐太宗时期被截断了，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开始统治书坛。到了清朝，书体更为僵化，朝廷公文的馆阁体规定要写正楷，写得人头脑禁锢、手腕僵化，虽也有书法名家诞生，各具时代特色，但总体处于盛极而衰的趋势。“唐人尚法”，法度森严；“宋人尚意”，人名性格鲜明；“明人尚态”，忸怩作态，追求与常人不同。到了清代。人们发现金石学领域还有这么多财富，于是便兴起了尊碑之风，以丰富书法的表现形式。阮元既是艺术家、学者，又是大官僚，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成为当时最有名的论文，提高了魏碑、汉碑的位置。他说以馆阁帖为代表的王羲之的行草以及唐碑固然好，但是应该有分工，如果写小字、写很漂亮的尺牍当然可以用王羲之的字体，但如果写大碑、摩崖还是汉魏的东西比较好，我们不应该厚此薄彼，应让二者平等发展。

后来晚清的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开始借书法研究来推动自己的革新思想。他当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口号——尊魏卑唐，即尊重魏碑鄙视唐碑，并为此写了《广艺舟双楫》一书。康有为的阅历和收藏非常广博，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推动魏碑走上书法舞台的主张。后来科举制废除，人们不再受此制约，随意书写。于是金石派逐渐占了上风，过去一些写王帖的老先生也开始学金石，出现了所谓的碑帖合流。清代大诗人沈曾植学习金石后创作出一种合流的书体，当时极为流行。吴昌硕也是专门写大篆和石鼓文。苦禅先生常说没有吴昌硕就没有齐白石，没有齐白石更没有李苦禅，饮水思源，所以要学好金石。他一辈子只有三个爱好：京剧、武术、金石拓本。这些拓本当时虽不太贵，但人们收入也很低。苦禅先生当时还是靠拉洋车养活自己，赚了钱再去向齐白石学画。李苦禅在艺专教书时有一个笑话，他没钱买纸又很爱画，学生们听见他来了都要赶紧把纸收起来，不然就会全部被他画光。即使这样，苦禅先生还是省出钱来用于收藏碑帖。

碑帖如何辨别优劣，主要根据考据，由于风化等原因，碑刻上的字只会越来越模糊和残损。研究人员将这些变化综合整理，可以写成一本书。《校碑随笔》就是这方面的书籍，由民国学者方若所著。《校碑随笔》将不同时期的拓本进行类比，最终提供了鉴定的依据。每块碑都有考据，后来这本书又经过当代学者王壮弘先生的增补，出版了《增补校碑随笔》。大家可以根据这本书发现拓本的时代。例如展出的《开通褒斜道刻石》拓本，有“巨鹿”两字，即为“巨鹿未损本”，是最好的拓本，应该拓于嘉庆至道光年间。光绪、民国后期这两个字就损得很严重了。还有就是《曹真碑》拓本，曹真是曹操手下的大将，与诸葛亮打过许多仗。他死后曹操为他立碑，碑中提到了他领军的多个战役，还称诸葛亮是蜀贼妖道。此碑出土时是很完整的，初拓本也很完整。但百姓都认为曹操是奸臣，看到碑上称刘备是蜀贼，诸葛亮是妖道，于是心生愤怒，便把“蜀贼”的部分铲去，后来“诸葛亮”的部分也被铲掉。这个碑目前存于故宫，凡是有忌讳文字的地方都被凿掉了，有大片凿痕。苦禅先生的这件拓本虽然缺失了“蜀贼”二字，但“诸葛亮”三字还保存完好，虽不是初拓也是相当早的拓本，价值比较高。因此通过这种比对方法便可鉴定碑拓的早晚，越早的拓本就越清晰，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也就约高。

如果把艺术家、书法家比作植物，那我们的镜头总是关注他们开的花、结的果，而很少关注他们的根和土壤。其实任何艺术家都是在一定的土壤环境下，靠自己的根系吸收艺术营养来成长，苦禅先生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字体浑厚，鹰的嘴和羽毛略有拙气，但笨拙中又尽显浑厚之美。他的艺术营养正是源自对金石的研究。李燕先生和王明明先生策划的这场展览很有意义，能够欣赏碑拓的人可能不多，但内行人看了展出的作品会明白苦禅先生，包括齐白石、吴昌硕这一代老艺术家，他们笔下的形象和功力从何而来。这对于我们借鉴古代碑帖、金石文化传统有很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