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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讲座(一)——董希文工作室艺术实践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重2010-11-08

主讲人袁运生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
         欢迎到北京画院参加公共教育活动,这次讲座是配合我们策划的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览之“国风境界——纪念董希文诞辰九十五周年写生作品展”进行的,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袁运生先生为我们做这场主题讲座。
董希文先生是20世纪中国油画领域里的大师,在油画民族化的道路上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同时他又是杰出的艺术教育家,其创造性的艺术教育实践,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坚持不懈地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袁运生先生就是其中取得了卓著成就的著名画家。
         袁教授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董希文先生工作室学习,1979年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在美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曾先后执教于塔夫茨大学、麻省大学、斯密斯学院、哈佛大学等院校,近年应邀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四画室主任、博士生导师,进行“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重建”课题研究。在中央美术学院董希文先生工作室学习期间正值各种运动兴起,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袁运生先生与恩师董希文先生结成了深厚的师友之情,在董先生去世后袁先生做了一些董希文艺术研究工作,作为董希文的学生,他对董希文的艺术与人生有着独到的见解。本场讲座中,袁教授将从董希文先生的油画民族化、中国美术教育体系建构的实践等方面进行讲授,下面欢迎袁教授。

袁运生:
        今天有机会来和大家探讨艺术的问题,特别是谈谈董先生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性。首先我想说,董希文先生是中国艺术的指路人。董先生已经过世很多年,但我们所关注的仅仅是他的作品以及“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如果仅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是无法真正了解董先生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的真正价值与意义的。为何说他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指路人?倘若只从表面来看“油画中国化”的口号好像只是样式上的转变,但董先生所做的绝非仅是样式的变化与中国化。从他真实的目标和前瞻的意义来看,他的实践和思想是非常值得当代的理论家和艺术院校的导师、学生来认真的研究和继承的。但很可惜我们对这个问题尚没有足够的认识。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他会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故事,后人可能还会对此有所议论和思考。当我们对董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他的艺术实践去认真思考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艺术指路人。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对于艺术发展的方向大家无法达成共识,即使在艺术院校里这种共识也是很难达成的。如若这般下去,我们的文化艺术很可能在长时间内会继续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位置。现在艺术的发展延续了“五四”运动时期所建立起的近代艺术教育格局,即模拟西方格局,包括体制、教授等各种内容和说法。所以直到现在美术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还要画石膏像。石膏像是西方的经典,是否目前只有以西方雕刻为经典才能建构起中国当代的艺术体系?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要改变这种基础教育,改变这种态势。首先我们具有一个客观条件,即由于20世纪考古学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历程已经有了相当明确和清晰的了解,这使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理解进入了另一个阶段。20世纪初,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不甚了解,甚至敦煌、云冈、龙门石窟都未被重视。所以当时搞现代美术教育其处境是很糟糕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确需要用一种体系来取代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教育格局。这时所谓的西方“现代教育”被引进来,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也无需批判时人解决这个问题时,其方法和思路上的局限性,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其实也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才成长起来的,开始有了中国的考古学,现在著名的苏秉琦在五四时期也还是个少年。中国文明在19世纪被西方人的几次战争打得晕头转向,当时的文化处境何其悲惨,那时现代教育体系还未建成,而满清末年又是中国最衰败的时候,所以这种艰难处境是很不容易走出来的。在这时,有一批人前赴欧洲,他们看到西方油画画的如此新鲜、真切和准确,如真人一般。这些人多是文化学者,并非艺术家出身,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感慨和认识也无可厚非。再加上当时中国的文人画已有衰落之势,种种条件局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宽度,未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待中外古今,从而做出客观判断。日本对外国的了解显然比我们多,而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又是何其微薄,即使石窟中的佛头被外国人盗走也没有丝毫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