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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竞天成——黄均书画作品展”研讨会2011-02-23
作者:袁武(北京画院副院长)
研讨会主题 “老竞天成——黄均书画作品展”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11年2月23日
主持人 袁武(北京画院副院长)
研讨会内容
 

主持人:

欢迎各位参加“老竞天成——黄均书画作品展”研讨会。黄均先生是传统工笔人物画界的前辈,今天的展览让我们感受到一段尘封的中国画史。首先要感谢像黄均先生这样勤奋、有才华的工笔画家们的努力,使得工笔画,尤其是传统工笔技法得以传承和发展,令我们及以后有志于学习中国画的晚辈们有平台、有阶梯、有渊源去探索。今天这么多理论家到场,大家可以就黄均先生的艺术谈一谈自己的理解和评价。

今天参会的理论家有: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黄均先生的叔叔黄正襄先生、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尼玛泽仁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树声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龚产兴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金鸿钧先生、《艺术》杂志主编杨庚新先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先生、著名工笔重彩画家蒋采苹老师、北京画院工笔画家王庆升老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李洋先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家赵力忠先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谋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朱京生先生、著名理论家包立民先生、黄均先生的学生金大均先生、雷公先生、王润女士。首先有请李燕先生发言。

李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今天来参观展览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看看黄均老师的作品;第二就是要在研讨会上发言,其实我也是黄均老师的学生。虽然现在我也是一名“教书匠”,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学习的时候,黄均先生所讲授的工笔重彩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黄均老师上课的时候特别认真,同作画一样认真。当时他带我们去怀柔写生,住在农村,睡在一条大炕上。因为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条件非常不好,那时候旅游事业还没有开展,道路建设比较落后,坐在大卡车上颠簸不已。但那里的景色真是美极了,而且黄均先生特别认真,穿草丛、过溪流,非要找到最美的景色才让我们画写生。他与当地老乡的关系也非常好,人家听说是京城来的大画家,于是和黄老师说给我们画一只鹦鹉吧,黄老师当时就答应了。晚上回来在煤油灯底下认认真真地画,并不是应酬画,勾线、上色等等一道工序都不缺。

黄均先生对人非常真诚,是一位认真作画的艺术家、一位认真教书的老师,他在生活方面并不花心思。他在绢本上画工笔仕女,从打稿子到白描稿,一道道工序非常严谨,每天只能画很小一部分,现在很少有人愿意花费这么大精力画画了。他坚持传统技法、认真作画,在这方面黄均先生永远是我们的老师。今天我来这里就是重温黄老的艺术,学习他的艺术精神。现在的社会比较浮躁,看黄均先生的作品能让人的心静下来。另外,现在经常有人说要超越传统、突破传统,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自己有没有掌握传统的工笔重彩,如果掌握并熟练了传统的技艺,那么即使再往前走一小步也是进步的。但是很可惜,这些想要超越传统的人懒得下功夫去研究传统,以为自己造字、造词用于作品命名就是创新了。苦禅老人经常说三个字,“真、美、善”,没有真诚是发现不了美的。如果你创造了美的作品,为社会营造美的环境做出了贡献,那就超越了绘画本身的美,就是善。

另外,我要感谢北京画院,这些年办了一些不错的展览。我想恐怕若是对黄均先生不加以大力宣传、举办展览,美术界将会慢慢淡忘这位老先生。作为黄均老师的学生,每当我画工笔画的时候,脑海里总能浮现出当年黄先生认真教学时的光辉形象。学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当场就给我们示范、演示,怎么勾、怎么染,细致极了。所以,我们还要多向黄均先生那一代老先生们学习这种认真教学的精神。

黄正襄(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虽在辈分上是黄均的叔叔,但是他却比我大十岁。一岁时我就跟他在一起,直到我三十五岁我们才分开,所以黄均很多事情我都是亲历在目。黄均的文采很好,但是很少有人提及,可能现在很少有人提诗词格律了。其实,黄均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并不低于他的绘画水平。唐诗三百首他几乎可以倒背如流,这都是小时候同他母亲学习的结果,我也是他母亲的学生。当然还有一些家传的原因,黄均先生的祖父中过清代的举人,他的叔祖父是清代的翰林。所以黄均在一些公众场合十分注重诗词歌赋,我记得有一次湖南曲园酒家狗肉宴搞笔会,很多文史馆的馆员都去了。当时黄均当场写诗“昔日狗肉做佳肴,壮士入秦胆气豪。今日曲园能盛宴,敢将此味入庖刀”,韵脚和平仄都很讲究。

另外,黄均有很浓厚的爱国思想,一辈子只在一家单位工作。建国前,黄均画画的条件非常困难。当时我们家的条件不好,只能把黄均画的《十二金钗》拿到荣宝斋去卖。当时很多日本人邀请黄均去日本开办的单位工作,可是黄均不答应,一直坚持在学校教书。一开始他在北平艺专做的是助教,后来慢慢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在中央美院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我在李燕先生的基础上补充两点:一是黄均的家学渊源。黄均一家有五位文史馆馆员,这在文史馆的历史上还是没有的。二是黄均的爱国主义思想很坚定。他现在九十七岁了,还天天看电视新闻,不忘关注国家的稳定团结。

陈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于1955年进入到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那时候黄先生教工笔重彩课,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黑黑的头发,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上课时非常认真,学生请教问题或者请他做示范,他都是有求必应,讲解起来不厌其烦。后来我在创作和教学上也走向了工笔重彩画的道路,这与黄先生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他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直到今天,我所用的技法和工笔重彩方面的知识有很多都是从黄先生身上学到的,继承了他既传统又有现代感的画风。

在我的记忆中,有几个时期与黄先生接触是比较多的。一次是在山西永乐宫临摹壁画,黄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之一。当时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生活都很乐观。黄先生平时喜欢唱歌,虽然当时处于“大跃进”时期,生活工作都很紧张,但是我们在黄先生还有其他先生的精神带动下,生活地还是很乐观。关于黄先生的文学修养,在永乐宫的时候我是深有体会的。那时黄先生作诗我们就跟着学习吟唱。记得词是这样的“挑领黄河畔,纯阳永乐宫。古木参天地,朝花应日红。殿老挥毫暗,栏高落墨重。他年河清日,应有画师功。”那时候我们师生生活在一起感觉其乐融融。后来,在磁县下放时期,我们都要到部队接受劳动改造。生活的确很艰苦,每天扛着沉重的工具走很远的路下地干活,身体上、精神上都经受着很大压力。经过这三年多时间的朝夕相处,我发现黄老师的性格非常开朗,不好的事情不放在心上。好多人情世故方面的事情,他不明白也不去关注。你能感觉到他的性格很纯真,有很多孩童的天真、可爱,我觉得这也是他能够长寿的原因之一。

再说黄先生的作品,他的画不仅仅是传统的代表,他所吸收的营养是全面的。黄先生十分注重写生,创作有很多写生作品,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现代的造型能力又有传统的功夫。他的审美也不是旧式的观念,而是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希望我们能好好总结黄老师的经验并把它发扬下去。

雷公(黄均先生弟子):

黄均先生是一位无私的人、心胸开阔的人。说他无私不仅是因为很多人向他索画,还包括我们这些学生请他给题字题词,他仍乐意为之。当时我创作了一幅名为《聊斋》的作品,拟了一篇文字,黄老师利用整个下午的时间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跟随黄老师不仅可以学习画画,他在为人与文学修养方面都对我们有很大帮助。这些老先生经常要求我们多看书,多题诗、题字,这都要感谢黄先生这一代老先生对我们的无私指导。前段时间,我拿着孩子画的《水墨鳜鱼》去给黄老先生看,他还为作品题了字“悠哉游哉,江湖自在”,一下子作品就升华了,有了诗情画意。

 

金大均(黄均先生弟子):

我从1964年开始跟随黄均先生学画,1972年正式拜师一直学到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老师身上优良的传统,也一直在思考目前仍争论不休的话题:究竟是该继承传统还是发扬创新?我谈一下黄老师的看法,黄老师十分注重传统,他在古典诗词、古典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从小就受家学的影响,此外自己一直也很努力。他经常和我们讲当时拜溥心畬先生为师的故事。他去拜师的时候,溥先生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会作诗吗?”黄先生说“我会,我学过。”溥先生便让他吟一首自己作的诗,黄先生当即念了一首14岁创作的诗,这首诗当时还得到了爷爷的赞赏。溥先生听过后当时就欣然接受黄均做学生了。他说如果不懂古典文学就不会画画,所以也不会收为学生。黄先生一直用这个故事教导我们,如果没有真正掌握中国文化传统,那么画出来的中国画就是没有灵魂的作品。

黄均先生并不反对创新,但是始终认真地在继承传统上下功夫。黄先生也有很多创新的作品,建国五十周年之前,中央文史馆组织馆员去看长江三峡,他回来后有感而发,画了很多写生作品,还写了主题性的诗词“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将青绿山水与古典人物相结合创作了《三峡神女》。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作品,但是却在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全国美展的时候落选了。原因是题材虽好,但手法陈旧。不知道美术界需要什么样的新手法?难道不讲究传统才是对的吗?现在很多工笔重彩画,勾线都是用铅笔,根本没有毛笔线,如果这样那所谓的“工笔” 从何而来?可就是这样的作品却能在全国美展上得大奖。我个人不反对创新,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传统还应该有所重视。黄先生的画虽然技法传统,但绝对不同于清末更不等同于民国,不等同于那个旧的时代。他每幅作品都有新的东西在,而且黄先生很努力的在表现新生活。像《草原轻骑》这幅作品,画面中人们骑着摩托车牧马,反映了面貌新颖的生活场景。

蒋采苹(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黄均先生的画品、人品给我的印象很深。黄老师从1954年开始教我画画,一直到我1958年毕业。后来我又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与黄先生算是同事,又同黄老师一样在画工笔重彩。后来黄先生又参加了潘絜兹先生组织的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任副会长,所以我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黄先生的作品,虽然经历几十年,但仍十分鲜亮,似乎是昨天才画完一样。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黄先生使用的全部是传统最好的石色颜料:石青、石绿、朱砂。我现在也坚持使用石色,可以说受黄均先生、刘凌沧先生、陆鸿年先生的影响很大。我想传统的石色如果轻易丢掉,不继承下去是非常可惜的。前两年于非闇先生的展览展出了一幅《玉兰黄鹂》,这幅画的石青色背景非常鲜艳,即使那件作品已经画了有六七十年。因为亿万年形成的石色永不褪色,所以画材对于画种非常重要,这不仅是指工笔重彩画,写意画也是如此。李可染先生画的《万山红遍》,用的是自己研磨的朱砂,所以现在看来仍十分新鲜。如果换成化学颜料制成的朱砂,恐怕三五年就整体变色了。黄先生当年非常提倡使用石色,但我们那时候还是学生,使用不起这些颜料。文革结束后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提倡。现在不一样,现在的画家都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有能力使用石色。今天暂且不论黄先生的艺术成就,单就使用画材方面就很值得我们学习。相信即使再过一百年,黄均先生的画还是这么好看。这一点是黄先生亲自教诲我的,到现在我的学生也都使用石色,我也算没有辜负黄老师的教导。

我非常喜欢黄先生的《文姬辩琴图》,今天展览中没有展出。这幅作品尺幅比较大,在人物的构图、色彩运用以及一些细节的安排上都处理地非常好。包括主人公蔡文姬,那种少女时代初学弹琴,不太熟练的神态表达地惟妙惟肖,我看过一次永远都忘不了。黄均老师也能画现代人物,这一点对于老先生来说是很难得的。与他同时代的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画现实题材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徐悲鸿先生十分看重黄均先生呢?黄均先生非常擅长画素描,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黄先生的写实能力。在当时的写生课上,他亲自给我们做示范,让卢沉做模特。卢沉坐对面,黄先生拿一张熟宣纸,不打底稿,直接在熟宣纸上用铅笔轻轻的画,画完之后就拿毛笔开始勾线,勾完之后上色,再把铅笔的痕迹轻轻地用橡皮擦掉,一点不受影响,非常的厉害。我现在也不敢这么画,因为在熟宣纸上如果有过多修改是很容易坏的。而黄先生不考虑,他写实的能力就能达到这样的程度。黄先生从旧社会过来,他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让自己的作品跟上时代,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回过头来看他那幅《硕果》,那是1957年在干校时期的作品。黄先生对画中的情节是有亲身体会的,画面中人物神情的刻画,色彩的运用非常讲究。所以我觉得黄先生努力地跟进时代,努力地表现现代题材。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首先要感谢北京画院,把中央美术学院该做的事情做了。北京画院是很想梳理自民国以来北京地区的各种画派,以及它的源流演变。如今已经举办过徐燕孙先生、刘凌沧先生、任率英先生,今天又召开了黄均先生的画展,这四位都是人物画领域的代表,而且他们也都是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出身的画家。黄均先生小时候曾有过“神童“之誉,如果大家不翻史料的话可能对这个神童的称誉还不太了解,黄均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成名了,在”中国画学研究会“里也是一位小天才。工笔仕女画的传统能不能很好的继承下去,我觉得可能在很多业余出身,即非美院科班出身画家身上可能会有更好的继承。花鸟画也是这样,于非闇先生工笔花鸟画的传统可能在非学院派画家那里研究的人很多,但是真正在美院教学中却几乎要断档了,教的人越来越少,像金鸿钧老师这些先生也都退休了。对于传统的研究继承,确实很迫切。画院开办的研修班也许可能会对传统的继承起到应有的作用。

今天的展览让我很吃惊,我和黄先生接触几十年,并不太清楚他居然画了这么多不同题材的工笔作品,现代题材的作品也有如此大的数量。我曾编过美院的画册,当时黄先生提供的是《采莲图》,已经属于比较现代的仕女画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黄均先生很愿意去表现新鲜事物,能够比较好的将新的时代风格与传统技法相融合,而且并不是勉强的技法结合。当然这与他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有很大关系。《白居易像》表现主人公的胡子有虚有实,一根一根线条描绘地非常下功夫,把工笔作品画活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他的《太行山》写生,山水作品、花鸟作品,各种绘画门类的多才多艺也是我今天看展览得到的最大收获。刚才陈谋先生讲黄均老师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不仅是这一点,黄老师的音乐修养也很高。当时在田间地头劳动的时候,大家说让黄老师唱颂歌,他唱的也极好。

朱京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接着前面几位先生谈到的传统问题,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思考。张凭先生请黄先生回中央美术学院教学时,黄老已经八十六七岁了。他的一生都在教学,按照李燕先生的话,就是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画画、教学。但是在今天的主流美术里,这种现象已经很少能够见到。扩而广之,北京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传统,包括花卉,在主流美术里不多了。为什么?我觉得值得提出思考。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对现行教学体系提出思考?一个是对这个时代为何不出大师提出疑问?曾经听过袁运生先生的访谈,他说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美术教育体系,我觉得身为一位油画家有这种思考是令人钦佩的。他认为学生一进入美院不是同自己的文明发生关系,而是和西方的文明发生关系。国画系老师自己的作品也是如此,和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明关系不大,而都是多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我觉得这六十多年来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用”有些倒置,我想不出大师的原因可能也在此。诗文、书法都没有好的根基,根源可能是大的体制所造成的。我觉得这种“质”的变化可能是从1946年开始,之前的美术院校国画系的教学基本还是传统的国画家,包括北京、南方的画家,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法比较普遍。虽然当时西方的素描、水彩已经进入院校,但是彼此没有太大冲突。真正的冲突是1946年徐悲鸿重掌美院以后,1947年发生了标志性的“三教授罢教”事件,这是对徐悲鸿改造中国画的方式不满所引发的罢教。从1946年开始,到解放后更是如此,西方的、苏联的美术体系一直笼罩着整个美术教育,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所以刚才李树声先生讲传统的元素可能在民间还能够流传有序,反倒在专业的美术院校里见不到了。我想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认识到传统是有价值的,是不是可以礼失求诸野?谢谢大家。


杨庚新(《艺术》杂志主编):

每次到北京画院参加“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都非常感慨。黄先生的展览也应该算作这个系列的范畴。实际上这是在回忆历史、梳理历史,我们很多宝贵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渐渐地被人淡忘了,甚至是遗弃了。但我们还应该要重视这些,注意总结,不要怕疼,更不能回避这些问题。比如“中国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这个问题。这一过程中,我们一方面从西方借鉴了写生,拉近了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这是“徐蒋体系”所做的贡献。但同时我们又丢掉了一些东西,比如传统的观察方法,传统的笔墨语言。如今在这些方面的疏离是很可惜的。今天看过黄均先生的展览,我觉得要对他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暂不谈他在继承传统方面所做的贡献,单就人物画的变革而言,黄均先生确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他就画了《毛主席接受新疆人民献礼》,这是很难得的。此后,在各个时期他都有表现时代、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就题材来说他确实是与时俱进的。另外就观察方法和笔墨语言方面来讲,我看过他的写生,比如此次展览的《蒙古人物写生》,画的非常精彩,人物的形态抓得很准,造型也很严谨,用笔也不是素描的办法,而是中国传统的“十八描”,并把它改造成自己的语言,这是非常难得的。靴子的质感表现得很到位,我觉得黄先生在观察方法、笔墨语言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很好的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