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 “一脉文心——陈乐民的书画世界”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11年8月3日
主持人 孙美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研讨会内容
 

主持人：

研讨会现在开始，各位嘉宾，各位老师们、同道们，还有我所熟知的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起看了“一脉文心——陈乐民的书画世界”这个展览，大家聚集在这里有机会畅所欲言，互相交流自己的一些感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陈乐民先生对美术界来说并不是很熟悉，但是看了他的画展，确实像一石击破水中天，或者说一石击出千层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感触和想法，所以我想每一位嘉宾、朋友、同道都很高兴有机会可以畅谈心中所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对美术界在当前的形式下怎样进一步发展会有很积极的作用。今天的发言不按照惯例排顺序，我希望心中有话的朋友们能够畅谈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展览现场的感触。
今天的与会人员比以往研讨会更加宽泛，包括陈先生的夫人、生前好友、出版界的朋友，特别是美术刊物、社科院的朋友们也参加了。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参观后的想法集中起来，以便我们之后有个更好思考的起点。

沈雁南（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

我在陈乐民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了二十多年，今天看了这个展览之后非常感慨。去年在《一脉文心》这本书出版发行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座谈会，今天简单谈一些自己的想法，请大家多指正。

我今天怀着一个很复杂的心情来看展览，有几点感想：首先，我与陈先生一同工作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说来惭愧，陈乐民先生做的学问是我们今天年轻人很难达到的。通过看今天的展览以及之前与陈先生的接触，我感觉研究欧洲学、欧洲文化，如果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话，是很难取得大成就的。今天像陈先生这样杰出的学者越来越少了。

第二点，对于陈乐民先生的书画作品，我是个外行，所以我首先发言作为抛砖引玉。陈乐民先生的传统文化根基是非常深的，这在我们做欧洲学研究的学者中是非常少见的。在陈乐民先生的品质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真，虽然我对这些书画作品的认知是外行，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认真”的态度是很难创作出来的，这个种认真的态度也体现在他的治学之中。

第三点，无论做中国文化研究还是欧洲文化研究，都需要有很深的传统文化积淀，但是现在有传统文化积淀的人越来越少。记得很多年前我与庞朴先生讨论过，我们的观点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我的感想。我感觉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不如四十年代的，六十年代的不如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如六十年，但是庞朴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我看完今天的展览以后，更加坚信了这点，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的发言完了，大家多批评。

邝阳（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

我在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工作，一直在陈乐民先生的领导下，他是我们的老所长。今天听资先生说陈乐民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病床边放着两本书，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本《李商隐集》，这深深感动了我。去年我们在整理陈先生学术笔记的时候感觉非常震撼，因为我整理的部分完全是用毛笔小楷书写的。陈先生对卢梭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的解读，让我感受到陈先生在做这些工作时的专注和认真。这种精神不仅是陈先生做学问方面的功夫，同样也是他对自己民族和命运有的大方法。记得在《启蒙札记》卷首语他写过几句话：“几十年来，我只弄明白一个简明的道理，就是我所热爱的祖国非常需要真正的启蒙精神。”这种开放的文化情怀、对自己民族命运的关怀是陈先生真正的文化精神之所在。

今天看陈先生的展览我们又可以看到他的另一面，一个非常清雅、飘逸的儒者。我想今天的文化人要想有大的成就，就应当以陈先生为榜样，抱有非常开放的文化情怀。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旧社会“中和西”的问题又开始偏执一方，特别是学术界开始片面地理解西方，或者是片面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缺乏对中国文化真正的理解和关怀，缺乏对世界和人类文明以及中国自身资源真正的诠释，也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交融。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美国研究所所长）：

我补充一点，陈乐民用的印章都是邝阳先生刻的。

丁盘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党组书记、副总编）：

我原来在《中国自由科学》杂志社工作，后来认识了陈乐民同志，同时我和资中筠先生也比较熟。资中筠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了一年，我是1945年进入燕大的，算是校友吧。我跟陈乐民的关系可以叫做是以文会友。1989年，陈乐民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叫《关于黑格尔国家哲学的问题》，文章写得好，尤其我很欣赏他的字，完全是用毛笔写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以文会友与陈乐民结识。后来我又知道陈乐民、资中筠搬到东总布胡同去了，我便专门去拜访他，跟陈乐民同志的一番谈话之后我的感想太多了，我跟他说自己非常欣赏陶渊明《归田园居》中的一句话“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跟自己的经历太相同了，“误落尘网中”就是误落到阶级斗争中去了。我工作二十多年，受到了胡耀邦同志的教导，但是也是前半生投入到阶级斗争中去了，直到1979年以后才情况才有所改变。我的经历和陈乐民也非常相像，所以我也愿意跟陈乐民在一起交流。退休以后我办报纸，得到了陈乐民的大力支持，他用毛笔写了关于徐光启、利玛窦的文章，全文三万字，写的非常好。同他在一起学习到很多东西，我认为他不仅做到了学贯中西，而且实现了字画脱俗。

陈乐民于1948年进入燕大学习，虽在我毕业以后，但我要同陈乐民学习的东西依然有很多。陈乐民的文章经常会让我想起一个人——田家英，田家英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爱好书法，同时也收藏了很多书法作品，赵朴初曾送过他一幅作品“观其所长，知其所痒”。我觉得陈乐民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书画陶冶了他的修养，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掌握，所以他的字和画都不俗，不像现在很多人的字都是在表演。陈乐民自己也说对账房先生、师爷的字不欣赏，字就是要脱俗，我认为他是学者的字、学者的画。最后总结一下，陈乐民是“学通中西，书画脱俗。涵养垂范，心向九流。”我就讲这些感想，谢谢大家。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过三年，当时不认识陈先生。但我在研究中外美术交流史时曾读过一些他的文章。今天看了他的画展，又看了这本书的介绍，我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陈乐民先生是一个性格很矛盾的知识分子，也许是“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新知识分子都处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陈先生在思想上非常开放，他比较崇尚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秉承了“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他认为在中国很需要思想启蒙，要把中国推向现代，这种观点一致持续到晚年。但是在文化上，陈先生又非常保守，对中国的传统非常热爱，这从他的书画水平中可以看出。今天展览的书画作品不能简单地用画家、书法家的水准来衡量，应该用对文人、知识分子的综合修养来考量。陈乐民的书画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真正参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很清雅，而且各种书体运用自如。再者，他的画虽然笔墨简约，但是意境深远，说明他在文化上非常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他曾讲到中国文化不一定要与现代挂钩。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中西方的精华，而在他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可以值得我们汲取的东西。他的书画作品，对于校正当前中国书画界追随市场，排斥高雅文化，庸俗文化渐趋主流的现状大有裨益。我对陈先生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想回去好好拜读一下这本《一脉文心》，争取把陈先生的精神传承下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

刚才王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从陈先生的书画作品中提出了他性格上的矛盾，当然矛盾是很复杂的，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一个大家思考过而且很重要的矛盾，即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来展开论述？展览中提到一句话“他内心交错的是何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不能催生现代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陈丹青对这个问题曾有一些说法，请他讲一讲。

陈丹青（著名油画家）：

我先听听老先生的发言。

主持人：

我只点出了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大家的发言不要局限于这一点。下面请刘龙庭先生发言。

刘龙庭（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今天参加陈乐民先生的展览有一些感想，先冒昧的说几句。因为我比较闭塞，所以不认识陈乐民先生，但是我对于钱钟书、季羡林、朱光潜等先生的敬仰，如同神灵一般，因为他们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五四”期间如巴金、鲁迅等先生也有留学的经历，但是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国学”，如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他们都有很深的认识和见解，在这种涵养基础上再把西方文明介绍到中国来。

陈乐民先生是研究欧洲学的一流专家，是前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当代中国要走向世界，与世界接轨，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地越来越浮躁。举个例子就像京沪高铁，距离比日本长，行驶速度比日本快。日本从1963年开始新干线建设，干了 几十年，而我们几年内就完成了。这让我联想到1958年的“大跃进”，赶英超美那个历史时期。陈乐民先生的展览使我思考了这些问题。从陈先生的作品本身来讲，他同那些早期没有绘画基础的文人所画出来的文人画有所不同。大学之前，陈先生学过绘画，退休以后又重新拿起画笔作为陶冶性情、颐养天年的手段。这也是中国画的一个功能，张彦远曾经说过“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陈乐民在疾病缠绕、年事渐高的情况下把童年的爱好重新拾起来，他就不带有一种功利目的，不为稻粱谋，不为出名，而是为了养生、养心，使自己能够在疾病中取得一种慰藉，所以他写出了“由境而感、由感而思，由思而得”这样的话。

文人画通常不追求技法，因为本身并不擅长。今天陈先生的展览，我觉得书法最好，画次之。陈先生的画不仅是文人画，而且是学者画，他上了四所名牌大学，这是我们望尘莫及的。现在画画的人都不愿承认自己的画是匠人画，都愿意标榜自己为文人画。在一些中青年画家的画展上，有些人都不敢用毛笔写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胆大者在画上乱题乱画，文字内容半文半白，错字连篇。从这个层面来看，王明明先生办今天的展览可谓用心良苦，他是为了在美术界呼唤文化修养，呼唤这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情怀。现在胸怀祖国的人不少，能放眼世界的人也不少，但问题就在于兼具二者就很难，这些问题我们从陈先生的画里、诗文里得到了更多的启发。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复杂，下乡劳动、大炼钢铁、1960年生产救灾，尤其又赶上文革，耽误了不少时间。几天前我与几位理论家聊天，谈起“文革”和“大跃进”的遗留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浮夸，而且成为当今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状态。陈乐民先生的每一幅字、每一幅画都很认真。最早的文人画，苏东坡称之为士夫之画，到了董其昌称之为文人之画，到了陈师曾才叫文人画。“士”就是知识分子，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然而现在的情况，同行是冤家，业务上不求精进，反而在画外下功夫，只知炒作，不知修为。

今天我有幸见到了资中筠先生，资中筠先生和资华筠先生都是名门名媛，我感到很荣幸。文人画也分层次，比如赵孟頫的基本功比较强，工笔、写意，人物、花鸟皆能。董其昌就稍微逊色一些，当然还有倪云林，称之为“聊写胸中逸气……不求形似”，所以那些“不求形似”的画又被称为文人画。可是后来又有一些画抽象的很，这些到底算不算文人画，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袁宝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董其昌是中国文人画在后期发展中无论理论还是作品都非常有影响的一位画家，他曾经讲过“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如果从中国笔墨传统的角度来讲文人画，董其昌是非常有贡献的。我先谈谈对陈乐民先生作品的印象，陈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很有涵养的，就像刘龙庭讲的，他的画不仅是文人画，而且还是学者画。今天所看到的作品，与平时所看到的中国画、西洋画，就文化修养上来说，是另外一种气氛。我认为陈乐民先生的画从文化修养的层面来讲给我们带来一种强烈的对比，让我们对于文明和文化要好好进行反思。美术界表面很热闹，就像现在的国情一样，最近大家对温州的动车事故有种民怨沸腾的感觉，这种浮躁已经到了让人心情难以平静的地步，而中国的美术发展正是这种感觉。陈先生的画除了传统的文化涵养，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番不仅仅是一般书画意义上的修养。喜欢书法、画画的人，总要临帖、临碑，或者按照《芥子园画谱》上学着画几笔兰花、画画山水。陈先生的画却是有感而发，我看了陈先生画的那棵小松树之后颇有感想。这棵松树是在东总布胡同的家里画的，但是描绘的却是巴黎郊区的印象。董其昌讲古人作画以古人为师已经是上乘，再进一步是要以天地为师。陈先生不是专业画家，可是书法和绘画的功底却很深，但仍然是在陈师曾所说的文人画、学者画的范畴内。同时他在中国传统笔墨的基础上，把一种全新的、有时代感的趣味融合进来。他并不是简单地将西方的明暗、对比加进来，而是力图把明暗和笔墨的趣味融合在一起。他也不是如画谱中的米氏云山般随便点几个点儿，《云无心以出岫》这幅作品借用了陶渊明的诗句，很有味道、很有情趣，所以说他是很讲究艺术趣味和艺术境界的。这让我想起王国维先生讲的“艺术以境界为最高”，什么是艺术境界呢，王国维讲有真景物，真感情谓之有境界，否则为无境界。我们若以这个标准来欣赏陈先生的画是很有味道的，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传统也是很有教义的。

看陈先生的画，不仅是画本身带来的触动，我更为陈先生对于欧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感到震动。“陋室书巢”前面的文字说明，有言“中国何以为中国？欧洲何以为欧洲？”刚才社科院的朋友讲中国仍需要一场启蒙思潮，我觉得做学问要有世界的眼光，就像陈先生自己讲的那样，既不经商也不从政，就是要做书生。但是这个书生不是死读书的书生，而是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为己任的学者。

现在大家都回避不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突飞猛进的同时，道德沦丧的问题。不仅是知识分子，连老百姓都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激情来思考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陈先生关于欧洲学的研究，他的文化修养对我们是一种启发，从这个意义来说，今天的展览是一个特殊的获得教义的机会。

章治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现在有名的画家作品不一定好，无名的画家作品不一定不好，艺术界和政界情况差不多，都是颠倒的。陈先生无论书法还是绘画都没有名，但是我看过之后觉得很好。现在的美术家、画家不再是清贫的概念，95%的画家都是商人。陈先生不是其中的商人，他很独特，他是一位学者，却开了书画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究的题目，即当前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我所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绘画在宋元就已经达到了高峰，这个高峰是山水画创造的。作者以我之所学，文人士大夫这个群体无论是由野而朝，还是由朝而野，青灯黄卷也好，宦海沉浮也罢，他们在疲劳烦恼时必须要有一种心理替换和情绪平复，这就是书法和绘画。这是中国文人传下来的思想条件，不可轻视。我们最近不常谈这些，但是我觉得陈先生很好地继承了这个思想条件。他身处一个机关中，有职务有工作，有非常痛苦的病体，有人事的纠缠，有很难解答政治课题，这一切怎么才能摆脱呢？以陈先生含蓄内敛的性格来言，我觉得亲近自然、回归人性、寄情书法是一种渠道。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字并不是给人看的，他的画不是拿来展览的，一切都不是刻意的。他是写给自己画给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现在人们的行为都是为了展示，自己写微博也是为了展示。所以，我觉得陈乐民的思想境界是第一位的，有了思想境界我们再谈艺术境界。前面几位先生的发言中有一种暗示，我也不太明白，因为我不是专门从事绘画工作的，只是小时候跟随张伯驹、潘素先生学过几年。很不像样的作品常常是作品，很像样的作品又往往不是作品，这个标准恐怕不是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或者拍卖行的专家可以定的，陈先生的书画如何评价，我尚未有资格来评价。

第三点，中国绘画讲气韵、笔墨，讲神似、形似，虽然从《芥子园画谱》开始就要求形式准确，但下笔的时候又有很大的灵活性，这就给作者注入了很大的情感空间，可以融入自己的社会理想、人生态度、审美情趣，我觉得陈乐民先生的书法成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按照中国传统绘画的技巧要求来衡量，他的有些作品是不合格的。不合格怎么样？不合格也可以有很高的成就，我一直很反对艺术有很程式化的评判标准，如果都千篇一律，那么艺术也就消亡了。从这些作品中我可以看到陈乐民先生向往什么，他的绘画风格优雅、纤细、含蓄晴朗，把这些拨开之后我觉得他的本质是一位中国人，一位中国文人。虽然他研究的是欧洲史，但是却是一位道地的中国人，按照陈丹青的话，他很有民国范儿。

陈丹青（著名油画家、文艺批评家）：

我很惭愧没有读过陈乐民先生的文章，但是我读过很多资中筠先生的文章。今天很仔细地看了每一幅画，我很难相信像陈先生这样研究欧洲学的人，私下会一直研究中国书画。陈先生在他的那代人之中差不多是最后一代人，1930年出生，1949年正好19岁，大部分时间是在共和国度过的。可是像他这样既研究西学又研究中国书画的学者可以上溯到类似严复和林琴南的一代。我看过林琴南的画，非常吃惊，差不多和“四王”在同一个水准。这又牵扯出另一个概念，即“业余”画家。西方差不多是在20世纪初才有了这个概念，从毕卡比亚开始，业余画家变成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一直影响到后现代，而中国从元代开始就有了文人画家的概念。在西方，文人画家的概念是介乎于业余画家的，业余画家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贬义，但是在古代它既不是贬义也不是褒义，而是一个中性的词。

最近有一本书叫《安持人物琐忆》，是陈巨来老先生写的。里面记录了他和很多老先生的交往，诸如张大千、吴湖帆、溥心畬这些清末民初在上海的画家。我看了他大多的记录以后发现，没有任何人会奇怪那些留洋或者学西学的人专心于中国书画。甚至在他的回忆录里还写了同袁克文、军阀张学良等人的关系，在书画的问题上他们是不分职业的，不论是军阀、政治家还是商人，所以说中国的文脉断掉了。今天，出现了职业画家的概念，比如北京画院画家、国家画院画家，几级画师，变成了一个流行的看待画家和非画家的概念。所以我相信陈先生是民国的最后一代人，我相信他也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陈先生的书画有书卷气，当然还有佛气，这种佛气不像现在一些研究佛学或者看透红尘者所透露的，而是骨子里才有的一种东西，非常柔弱、非常无所谓。我不奇怪陈先生在研究西学的同时为什么还会写字作画，这在他们那代人中不是问题。我在纽约看过很多像张君秋、梅兰芳等人的国画，他们画得非常好，非常令人惊讶。在1978年我刚上学的时候，赵丹先生去世了，他是中国第一小生，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因为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小人压制他，所以在戏曲界甚至没有留下他的资料。但是在美术界大家在中国美术馆给他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山水画展。当然赵丹先生又比陈先生要更早一辈，我也在想陈乐民为什么会在这60年，特别是他退休之后如此沉浸在自己的书画世界里？我相信他们那一代人，包括资中筠先生、孙美兰先生在20岁左右时经历了1949年建国，期待着一个太平盛世，然而此后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动荡，他们这代人，目睹了中国这60年发生的一切。我虽未与陈先生谋面，但从他的画中便可了解到他的性格。像陈乐民先生这么儒雅的人，想必在这期间是很痛苦的。相信他也很明白，这时所谓的中国画、文人画不再是一个艺术系统、一个修身养性的系统，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源，或者说旧文人最后的退守，他们以一种逃避的方式，在书画中完整自己，使自己不受污染。今天的展览很珍贵，是陈乐民先生在一生的背后用书画说出了自己文章中没有说出来的话。

杨庚新（《艺术》杂志执行主编）：

我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很受触动，也很感慨。作为一名美术工作者，面对陈先生的作品时我发现还有很多问题要思考。虽然陈先生的著作我没有看过，但是从背景资料来看，他的成就、他的为人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我感觉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我们只是一颗小草，虽然美术不是他的专业，但是我们透过他的书画作品看到了他的学养、为人和境界，就如同他那幅对联“石蕴玉以出岫，水含珠而川媚”，他的境界清净如水，洁白如玉。美术界应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画画到底为什么？过去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现在是为钱服务，这从根本上扭曲了艺术的本质。陈先生给我们第一个重要的启示是如何做人？他把做人做学问视为自己的生命，他说“一个人总要不停地想问题、不停地做事情，生命才会有意义。”他的一生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更令人感慨的是他在做透析阶段仍然读书和思考问题。他读《戴高乐传》，读西方文化史，他心里装载的是整个世界，这就是他的为人。陈先生想的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们画画不能忘记的一点，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的一脉相承，我们首先应该学习陈先生的这种精神。

从书画方面来讲，作画要有感而发。现在很多展览让我们没有感觉，大家只是麻木地在钻技巧、玩形式，这样的作品确实不能让人感动，但是陈先生的作品能跟我们心灵相通。我感觉他的传统功夫不错，而且他的传统功夫表达了他内心的真情实感，像那些在欧洲的写生，在北京看到的景致，他都能够把自己的感受传达出来。所以陈先生的画在传统里又透露着现代精神。就其笔墨而言，笔墨是传达情感的工具，这一点我们要好好学习作画要有感而发。现在很多人作画没有感情，这是很悲哀的。刚才有些同志也回忆了比我们年长的老师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这一代完全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建国后的60年经历了辉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今我们所受的教育，社会的风气都有一些偏差，在这方面我们要反思。

章立凡（独立撰稿人）：

看了陈乐民先生的书画作品后有很多感慨，我觉得“一脉文心”还是在读一位知识分子的心灵，通过他的书画来读他的心灵世界。我觉得陈先生这个人是不可复制的，从他的成长史来看，陈先生家学渊源，早年所受的是传统教育，后来又投身于欧洲学研究，这种学贯中西的学问从他之后很难再出现了。上大学时念过四所大学，说是幸运其实也是不幸。当时的情况虽然有自己调档的问题，但后来的转学也是因为政治工作需要。我认为陈先生学问的生成很大原因是来自他长时期在民间所从事的外交工作，此外也与他早年所受的传统教育和教会教育有关。

十几年前我和郑也夫曾经讨论过：现在电脑的普及使得今后做学问会很浮躁，大家剪切复制就可以编辑一篇文章。另外，名家尺牍、手稿也会逐渐绝迹。这是从一种新型传播手段的出现来考量，像陈先生这样坚持用毛笔写稿子的人已经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从现代文学馆的存档里看到这些东西。当然，这是科技的进步，但是这种科技进步也造成了学术上的浮躁。陈先生是做学问一丝不苟的人，学问做的很扎实。我们真正认识陈先生的价值实际上是在他的身后，也许再过30年、50年，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陈先生的价值。今天的展览其实我们是来读心的，我想陈先生既然是不可复制的，那么他的作品也是很难评价的。

最后说说陈先生对于文明启蒙和传播方面的贡献。陈先生的经历实际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在60来共和国的缩影。正如托尔斯泰所说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稍作改动可以说是“幸福的国家都具有普适性，不幸的国家各自强调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特色，但我们却未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精髓，所以现在的中国文化正处于一个很纠结、很荒诞的境地。所以当我们看到陈先生作品的时候会感觉有一些回归。如果要问什么是“中体西用”，现在可能有不下几十种解释，我觉得陈先生的作品算是“中体西用”解释中的其中之一。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在末法时期，居士的信仰是真诚的，而僧侣的信仰则是职业的一种需要。现在也确实如此，寺院变得非常功利，美术界也是一样。我相信陈先生生前没有卖过一幅画，这就很说明问题。他的书法和绘画纯粹是自己心灵世界的写照，表现的是自己心中丘壑，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我之所以说陈先生是不可复制的，也是指这一点，他这样的人已经成为绝响了。

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国务院参事室、北京美术家协会和北京画院做了这样的善事。两年前陈先生刚过世的时候，大家满怀惋惜和悲伤，现在的气氛则更多是欣慰，因为有今天的画展，有这么多的出版物，有这么多朋友一起缅怀先人的遗风。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有很多感触，这感触有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大家都认为陈先生的艺术、学问和为人已经成为绝响，说他们是最后的一代多少有些悲凉，但事实确实如此。这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解读，而是文化上的。什么是绝响，什么是最后一代绅士？恐怕陈先生是连接上的断链，传统和当代，西学和中学，独处和交往，这诸多两者之间的断链。我想以后很难有机会再看到陈先生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思想，这样的处世态度，从文化意义上讲这一代已经过去。我很有幸跟从资先生、陈先生学习了20多年，也有很多贴近的观察和理解。刚才有位先生讲到陈先生还是碰到了很大的矛盾，小而言之个人的境遇，大而言之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很大的变化和矛盾当中。陈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的？从他的作品以及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东西。陈先生在病床前阅读的是康德的著作，我认为康德就是一位处于矛盾、两元之间的一位大家。陈先生的作品是希望在这种矛盾中求得一种解答，尽管我们看他有时候讲出世入世，有时候面临很多矛盾，但是他有一种求索的精神，在矛盾中有一种方法或者有一条出路。这是什么呢？康德也好、李商隐也好、陈乐民的作品也好，按照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一种古典状态，这种古典状态也许很难追寻，但是其中有一些含义，什么是古典？古典就是追求完美，尽管这个世道不可能完美，但是我们可以独善其身求得完美。这个发展不均衡，我觉得古典的含义就是追求一种均衡。陈先生的作品和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发乎心声、追求自然，我理解的古典是完美纯净的，是在两端之间求得均衡的，是返璞归真的，这种东西看不到摸不着，但陈先生在努力求索。就像今天展览中有一句话“学问本应人间事，何必文章鬼画符”，何必装腔作势？我们对陈先生的理解，除了今天所带来的一点遗憾，还应该有一种进取的精神，“老学不知来日少”的进取精神。我们在叹息那个时代不再来临的时候，陈先生身上还在力挽狂澜地表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这不太容易言表。就像刚才陈丹青所讲，陈先生虽然很柔弱、委婉，但是又有怒目金刚的一面。陈先生极力地在矛盾体中寻求一种解决，回复到古典状态中寻求一种求索，这是我对陈先生作品和精神的一种认识，可能有所偏差，求教于各位。

王学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历史学家）：

我讲三点，第一，陈先生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做透析七八年能够坚持下来，我认为这是医学上的奇迹，人格上奇迹。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病后创作的，这点不得了，我们能在作品背后感受他的心情。第二，真正懂中国的人才能明白中国学习西方的必要性，那些大肆宣言弘扬国学的人，并不懂什么是中国风范，他们在中国文化上又何来建树？我看到陈乐民先生在最后晚年出版的两本书《一脉文心》、《没有收信人的信》中讲了中国学习西方的必要性。西方一百年一个样，一百年能感受到他的进步，特别是人权方面的进步。所以他感到中国必须要从传统中走出来学习西方，这是他非常明确的地方。这是真正懂中国传统又懂得西方文明的人说出来的话。我们国家这一百年大楼盖了很多，互联网也建立起来了，但是做的还是慈禧太后、小德张、李莲英这些人做的事情，那么一百年后和一百年前有多大差别？当然在形貌上变化很大，但是内在心态上变化不多。第三，一位荷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说过，我有幸生在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即使做了一些蠢事对世界的危害也不大。但是我们生在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这个国家要是做点蠢事就对世界危害很大。

杨乐（三联出版社编辑）：

大家好，我是《一脉文心》这本书的责编。其实在编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就已经把要说的话写在书里了。我们最早从见到陈先生的作品再逐渐了解他这个人，最后再把这些书画作品编成一本书传承下去。我自己最大的触动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艺术不像现代艺术只是很纯粹、很个人性的东西，而是从更大的文化传统上来看，它更像是一个人生，我们可以从人生来看艺术，也可以从艺术来看人生。这句话放在陈先生身上是非常恰当的，当我们去看这些画的时候不能不和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所思所想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楼下的展览也是按照他的人生脉络来划分的。

编辑工作的结束并不代表我对陈乐民先生的关注会就此停止，陈先生的作品一直会在我心里，对我的影响也会一直存在。一次，我偶然看到八大山人的手卷《河上花》，其中一段画面让我感到很熟悉，原来陈乐民先生就曾临过八大这件作品。八大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画家，这幅手卷又是他的代表作品。作为一名美术史专业的人，我很惭愧的说这幅画并没有走入我的人生，我对它也没有细微的体察。可是陈先生不同，他作为一名业余画家，不仅看到了这幅作品，还要细心临摹，并且实现了个人的转化，使得自己的创作已经脱离了《河上花》本身。他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做题词，从而转化成他内心的源头活水。读到这里我想，我们经常把研究传统变成一个很对象化的概念，而并没有令其真正融入我们的生活。但是陈先生做到了，他的艺术和生活确实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最近看到钱穆先生的一篇文章《理学与艺术》，通过文化史的视角来划分中国艺术史的脉络。他讲到，最重要的一次转型是从宋代开始，从早期的“成教化助人伦”到后来的谢赫“六法”，把艺术独立起来变成一门学科。但是到了宋代以后，无论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都要回归，回归到人的心里，这才是“源头活水”，这个文心才能一脉传承下来。这是我在看过陈先生的作品，看过他的文章后得到的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文脉会继续传下去，这是中国人心里很契合的、呼唤的东西。

主持人：

我们的发言逐渐进入高潮，如果按照我个人的习惯会继续听下去，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今天的发言让我受到很大的教育，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比如我感到很新鲜的提法就是陈先生的书画，他的一脉文心在我们心中已经感觉是绝响，称他是最后的绅士。而绅士的概念在我理解是非常广博的，他是贯通中西而保持一颗中国心灵的大学者。这样的提法也非常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触及我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同时我感觉更深入地提出了陈乐民的书画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我对这个矛盾体的提法是非常深刻的，这也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常常说的时代精神往往只看到了一个侧面，例如辉煌，却忽略了问题。而这个巨大的矛盾体体现在陈先生的书画世界里，他深深地触及到这个社会的心脏，所以才会体会到矛盾。他抓住了一些主要的、刺痛人心的矛盾，所以他的作品触动了我们。我看到资先生在文章里写到“春蚕到死丝未尽”，人已经去了但是丝还在继续。我认为今天的研讨会也在继续吐这个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在缕我们自己的丝，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丝，去不断地吐，不断地揉造，不断地用它织锦，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今天大家谈到的不仅是陈先生的书画世界，还谈到了他的人品，他对中国命运的思考，我想这对于书画界是个根本性的大课题。对于中国命运的思考方面是不是可以提出些问题，这是陈先生提出来的问题。中国画最根本的是内涵，这个内涵就是“文”，如果抽掉了这个“文”，我们书画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说法就在于把“文”，把文人的精神，传统的“士”的精神和我们今天的时代紧紧联系起来，试想如果我们的书画世界没有内涵，没有“文”，那么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书画界没有“文”，只有钱之后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这是对我们共同的启示。另外，陈乐民对于这个时代的回答是非常容易让我们记住并便于我们去实践的，就是他说过的三句话，他很理性地思考了自己的整个人生路，他如何去领会人生。第一是喜欢做什么？第二是能做什么？第三是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这一下子打到我心里了，喜欢做什么是一个人的情趣，能做什么是要清醒地估计自己的能力，能够怎么样去实践，你的能量有多大，在哪，最后应该做什么，归结到这个时代的需要、人类的需要。西方世界也好，东方世界也好，归根到底是人类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他谈地非常深透又非常明了，让人们能够去实行。

第三点是他把矛盾摆在我们面前，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艺术家，又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哲学家、思想家，所以他把矛盾放在了面前，同时自己力求去解决。我觉得他为人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接近佛学，这在于他入世入得很深，出世又出得利落、干脆。所以他是一个透明的人，一个激发我们前进的人，是我们学者中、艺术家中非常尊崇、应该被典范的文化人，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有良知的文化人。陈先生的书画世界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简单总结为以上三点，下面请资中筠先生发言。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很可惜还有很多同志没有发言，比如何方先生，刘方先生，我请他专门来谈书法的。

今天的活动对我来说，第一是很感动，第二是很感激。展览的举办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惊喜的意外，当时画院问我是否要召开研讨会，我不知要不要开，是否开得起来。今天看来，研讨会非常成功，大家讲了很多，对陈乐民的理解也让我深深感动。遗憾的是，这些只能在他身后举行了，他未能听得见这些看法。刚才很多先生谈到的情况都是很对的，陈乐民写字也好，画画也好从来都是自己的寄托，而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办展览，而我不知他竟然留下这么多作品，很多字画都是他写完后随便卷卷就放在一边了。他去世以后，我和女儿在整理他的遗物中才发现他原来写了这么多字，画了那么多画，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的书画作品确实是自己的一种寄托，一种有感而发，并不是为画而画，为写而写。另外一方面，他在艺术方面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他很注重章法，却不写生，那幅《巴黎的松树》，是他从巴黎回来后很久才画的。我和他一起出去时，看到景色很美、很触动的地方，他会看半天，在心里记住它，然后不知何时再把它画下来。或许这正是中国古人的传统，讲究一切发乎内心，而不像西方注重的是写生。陈乐民擅长打腹稿，这些作品都是他生病后创作的。自1991年检查出慢性肾衰竭开始，陈乐民病了二十年，保守疗法十年，透析十年。保守疗法时饮食控制非常严格，所以他总是营养不良，透析阶段虽然可以放开饮食，但是营养也被过滤掉了。按照陈乐民的说法，自己的有效生命被去掉了一半，因为每周一、三、五有三天的时间要去医院做透析。可是另外四天却利用地非常有效，因为他没有别的杂念，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书画作品里。医生也说像他这个年纪的人，透析能维持十年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他也没有那种病人的牢骚和心情急躁。他很多产，因为他写书能打腹稿，做透析时想要写什么，回来很快便能写出来，书画创作也是如此。陈乐民在八十年代受到过很大的打击，这对他的健康也有很大影响，所以说他既出世又绝对忘不了民族的前途和民间疾苦，做不到关起门了独享其乐。关于中西文化的研究，其实也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民国时候受到的教育，对中西文化间的冲突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强调，或抬高西学或弘扬国学。现在很多人不懂文言文，不识繁体字，却在拼命高歌“反西化倡国学”，这其实才是矛盾。那时候，这种学习方式都是很自然的，中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古典文学也学得很多，即使教会学校也很注重中文培训。我常常是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美国的独立宣言放在一起来背，并不觉得特别冲突。而且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价值是能够相通的，不能相通是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这是非改不可的。不能说陈乐民回归传统是因为对西化厌恶，反而他明确表示非西化不可。因为早在欧洲十七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在我们国家还没有经历过。审美方面他是非常传统的，他认为中国的写意画是西方达不到的。另外他也认为，中国画无论怎样都缺乏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朝气和向过去告别的气魄，这说明他又不是完全浸沉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以上就是我对他的了解，我很同意今天很多先生的讲话。最后，我借用前言中的一首诗作为本次研讨会的结束，这是陈乐民去世后我写的悼亡诗：
思接千载视万里，丘壑在胸笔底流。
泼墨惟求抒怀抱，著书不为稻粱谋。
身虽多病犹寻乐，心系斯民难解忧。
老死春蚕思未尽，文心一脉思悠悠。

吴洪亮（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感谢资中筠先生，感谢孙美兰老师，感谢各位学者、老师来到北京画院美术馆。今天非常有幸能在美术馆举行这样一个特别的展览，看过陈乐民先生这些“无求之求”的艺术作品后，可以说在炎炎夏日给我们带来了一丝非常的凉意，这种凉意是一股静，一是安静的静，一是干净的净。北京画院美术馆每年都要举办30余场展览，但陈乐民先生这样的展览还是第一次，同样这在美术界也是少见的。

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了一系列“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展览，在展览筹备的前言，我们作为后学常常能感受到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纠葛。因为20世纪对我们来说太特别了，我们甚至会感到个人思想与集体意识之间的矛盾。今天看到陈乐民先生的作品，就像刚才资先生所说，我们看到了一份清清亮亮的东西。陈先生对于大学问的态度都溶于书画之中，因此，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展览。谢谢资先生，谢谢各位的光临。陈乐民先生不仅是在画，在文化，同样在心灵上都是能够给人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