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 “大朴不雕——崔子范捐赠作品展” 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11年3月3日
主持人 李小可（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研讨会内容

主持人：

今天的展览有着丰富的含义，崔老从小就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年轻时代的他就喜欢绘画艺术，曾拜张子莲为师。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到了延安，解放后又回到北京。一开始在建筑领域担任领导，但他自己又申请到北京画院参加筹备和建院工作。在这期间，曾有介绍说刘金涛把他引见给齐白石，作了齐白石的弟子。所以崔老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艺术爱好者，他是画家，是爱国的革命干部，也是画院筹建的领导。他的画中有山东人的性格，也有白石老人的精神。我认为齐白石的众弟子中，在花鸟画领域，崔子范是很杰出的。所谓杰出是因为他学习了齐白石和传统花鸟的精神，但是他在这种精神中又去追求花鸟画新的可能性，即他绘画中的持续性和朴素性。朴素并不是简单，相反，他的画面非常丰富，带有很多本质性的元素，比如表现性、写意性、书法性。当时我在中央美院跟随卢沉老师进修的时候，卢老师也向我们推荐崔老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也包含了现代绘画的一些特性。所以对于艺术的研究或者是对于艺术家成长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另外，对于齐白石流派的发展研究，崔老也是很典型的代表。作为一个长者，崔老对我们非常和蔼可亲，他既是领导又像是画院的家长。我记得当时到崔老家聊天，他当场为我们俩人各画了一张画，画的黑色的花上有几只鸟，非常好。他虽然是画院的领导，但对画院的成员都极为呵护、爱护，让人感觉很亲切。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回忆、研究他的艺术，也要研究崔老这个人。在他的画面中，革命者、艺术爱好者、齐白石弟子、山东人……这些因素统统能体现出来。他的画看起来很单纯，但实际上的含量并不简单。崔老今年已经95岁高龄，可他的画却很年轻。他大胆的尝试一些新的艺术语言，视觉的语言、表现的语言，这些尝试都是他的研究和琢磨。今天当场的都是崔老的友人、同事、学生还有画院的画家，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刚才李小可说崔老是山东人，有山东人的气质，我深表赞同。今天我要讲几个内容：首先就是崔老三度捐赠的亲历，这三次捐赠我是亲历了的。1994年，崔老将一批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我当时是研究部的主任，虽然没有专管这件事，但亲身经历了，并且感触颇深。中国美术馆筹划的“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大展”刚刚落下帷幕，在展厅的右侧，展示的是陈树人和崔子范的作品。上世纪50年代初，美术馆还没有建馆陈树人就将作品捐赠给国家，后来转交到美术馆。而崔老则是新时期下批量捐赠的艺术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一义举使得中国美术博物馆有了坚强的后盾，此后有了源源不断的稿源或者画源。中国美术馆可能从今年开始免费向群众开放，受益的是数亿大众。第二次捐赠是因为青岛要建崔子范艺术馆，于是崔老又将大批作品捐赠给青岛艺术馆，这让我第二次为之感动。第三次就是他将70幅作品捐赠给所在单位北京画院，于是有了今天的展览。展厅中写着他的一首诗“书画有价艺无价，高低相差十万八。小画用以换柴米，大画精品献国家”，这是他的心声，非常令人感动。

接下来谈谈齐白石之后中国写意画的走向。可以说崔老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样板，这是非常重要的艺术现象。在中国的花鸟画领域，写意重彩从赵之谦、吴昌硕到齐白石再到今天一路演化过来。在吴昌硕之后，齐白石有了进一步演化，齐白石之后又有一批人，如今这批人在新时期已经走向了创作时期，他们基本上有半代差距。因为重彩没有达到非常高的表现方式，所以在写意重彩领域有代表性的应该首推崔子范、许麟庐、刘海粟。在花鸟画简笔重彩这个领域，崔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画家，可以说是高级重彩。他进一步把中国写意画往前又推动了一步，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最后，谈谈崔老的艺术风格，“厚拙力简”四个字可谓贴切、精简。意思就是肯定，不暧昧，按崔老师说的就是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画面有这样的表现，正是艺术家精神和风格的外化。也惟有李苦禅和崔子范先生这样气质的人，他们的笔下才有这种表现。一个人的个性气质，虽不能说完全由地域决定，但却多少受一定影响。正所谓齐鲁风神，“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这种气度不在泰山边上的人是不知道的。俗话说“有眼不识泰山”，倘若没有攀登过泰山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正是崔老的造型，一大片的山加上几只黑鸟。他的山就是这种概念，也惟有他对山河的一种独特感受。这种风神称为“大朴不雕”是很确切的，庄子说“素朴为天下之大美”，这是典型的崔老个性。

对崔老的艺术我想有八个字很贴切，“传统道路，现代方式”，他在用笔方面还是沿着传统的笔法在走，没有书法、没有篆书，没有崔老这种厚浊的力度。但是他还没有超越齐白石那种三全四绝的修养，这是一代人的问题，而不是崔老一个人的问题。虽然他的画很有情趣也很好，但是从诗歌、书法和篆刻的全面修养来讲还不及前辈。可他补充了一个重要的东西——“现代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这个文化背景下，当抽象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绘画的抽象性和西方现代艺术点、线、面的平面构成关系和色彩构成关系，不期而然的相遇了。相遇之后，中国画能做到还保持着中国画的面貌，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崔老的现代感，他的色彩视觉力度和现在的时代环境不一样。他在某些方面虽然没能超越前人，但他所遇到的事情又是前人没有遇到的。因此，可以说崔老是中国传统简笔重彩花鸟画走向现代的标志性人物。

崔老今年96岁了，我以为这等高龄已经不能再画画了，谁知今天在展厅竟然还看到了2007年、2008年，甚至2010年的作品。我想，崔老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属于整个民族文化，而不单纯的只属于某个村、某个县，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出于自己私利再去老人家中索画，打扰了老人的心情。祝崔老长寿，他是中国美术的柱石，他在，这个阵地就会守得住。谢谢大家！

杭春晓（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之前并没有如此系统的欣赏过崔子范先生这么多的作品。我很同意刘曦林先生刚才说的，并在此补充一点。实际上在20世纪的中国花鸟画转换中，崔子范先生面临的是继齐白石之后该如何发展的问题。我们知道齐白石融入了一种趣味式文人情怀、一点民间、一点对自然观察的生动、活泼。他创造了一种很新的花鸟样式风格、特征。那么此后怎么做，还有20世纪整个中国传统绘画的转换，应该给予一个什么样的命题？是不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就能产生创新，取代创新，这都是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崔子范先生的创造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我的理解，他在齐白石之后是有变化的，齐白石的笔墨加上文人意识再加上民间的生动趣味，到了崔子范先生这里则被转换为带有设计感、构成感的视觉经验。他将这种装饰性趣味的图象经验带入到花鸟画中，而装饰性趣味一般来说会对文人、对传统笔墨趣味有所消解。但崔子范先生一直用他的创作试图在调和这样一种消解力。展览展出了一幅他在1979年创作的青松，它的旁边是1981年创作的花鸟。通过这两幅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青松这件作品中，在松的细节笔墨上甚至有一些在纸上穿的感觉，可见那种大笔触的组合关系，已经初步形成。而1981年的花鸟虽然和两年前的花鸟有联系，但它的装饰感因素更强了，色彩和构成感进一步强化，一种装饰趣味已经进入到传统的写意花鸟画中。在我看来，这种趣味的进入是此前齐白石、吴昌硕等人一直未去解决的。

海派晚期曾经把青铜器进行翻制，然后在上面进行拖沓以后再绘画，从而具有一定装饰性，但是这种装饰性没有成为绘画自身的语言构成感。就这一点而言，崔子范先生开始提供了一种带有语言构成感的装饰感。我们认为，装饰性一般是针对工艺画的，倾向非文人画、非笔墨趣味画的审美。但是崔子范从80年代到今天整个创作的转化，他一直试图用传统笔墨的力度和传统笔墨构成感的浊趣，来消解装饰感对文人审美的伤害，从而形成了一种带有新形式感的花鸟画样式。而这种新形式感的花鸟画样式又恰当的与一些旧的笔墨力度与笔墨构成方式进行了稳妥的组合，从而在齐白石这样一个带有民间的、文人趣味的花鸟画之后，形成了一种带有装饰性、构成感等现代趣味的花鸟画趣味。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崔子范先生在齐白石之后，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转换，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或者说一个新的方案，一个有趣味且让人有启发的方案。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去关注崔子范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相信，随着转换进一步的深入，他有可能对中国画温和式渐进的改良与变革给予提示作用。

中国画在20世纪面临西方强大迫力的时候，会以一种激进的、革命式的方式来面对。比如说造型观的彻底改变，加上一些线条，就可以构建一个新的中国画方式。这样的方式得益于谁我们暂且不说，在这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类温和渐进的保守的传统笔墨趣味。在传统笔墨趣味上，通过形式上新的视觉经验的注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改造和变化中国画的样式，这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这种意义和价值，在崔子范为我们提供的成果中，我想还有一点对于未来的启发作用。谢谢大家！

李魁正（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看了今天的展览我很受启发，能和这么多同仁一起研讨，对我是一个提高。我和崔老一家人很有缘分，崔老的夫人是我们民族大学负责行政工作的老师，深受学生爱戴。他的儿媳与我合作负责管理博士和硕士的课程。而且前几年崔老的公子在我带的研究生课程班就读，他特意找到我说，“我的孩子交给你调教一年。”他还说，我们需要更多年轻一些的导师，这样才能多吸收一些营养。我视崔老为自己的老师，我曾请他到民族大学上过两次课，他在现场都进行了示范，作品至今还在我们学校。

此次展览的名字起得非常好，“大朴不雕”，很恰当的表述了崔老的艺术，而且这个名字用于我们中华民族也很合适。崔老的作品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不仅仅是花鸟和大写意。他的“朴”和“真”展示了“不雕”，没有雕琢，自然地抒发心中的意气。这是中国画特别是大写意的精神本质所在，即我们所谓的抒情观。

如果说崔子范为20世纪中国大写意审美提供了一个新的样式，我觉得一点也不夸张。其实我们几代人都在谈论崔老，卢沉先生就说过，崔子范的花鸟画具有东方的现代构成意识。可见在卢先生的心里，崔老的艺术是具有先驱性的。中国画要想做到真正的革命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太经典了，所以肩上的包袱很重，而我们也更容易往后看。这样一来，中国画的承传和发展永远是一对矛盾。然而，崔老对这一点处理的很好，值得接下来的画家好好去思考中国画的发展方向。

在20世纪中国画的转型过程中，崔老的大写意起到了先驱作用，这样说并不夸张。因为这个转型期是艺术形态的转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很关键。我们可以梳理一下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绘画史，每一次大的变革或者一个群体的出现，都领导了当时的绘画潮流。不管是西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还是表现主义，以及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都是以群体的身份出现，甚至以个人为代表的。比如马蒂斯、毕加索，或者中国的齐白石等等。而崔子范也是其中非常突出，不容忽视的一个艺术巨匠。

接下来我想针对他的题材具体谈一谈。崔老有几个情结：一是题材的构成，蕴含这革命情结，比如画面常常会出现红高粱、瓜果等内容，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二是师门的情结，即白石大写意的延续。三是生活的清洁，这个情趣是天然稚拙，很阳光、很强烈。从21世纪开始崔老的画已经非常真了，一股“返老还童”的精神可谓炉火纯青。齐白石晚年的作品跟崔老还不太一样，他有几幅作品感觉有点草率，可是神韵还在，这或许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崔老至今仍非常清醒，构成意识非常强烈。

再谈谈崔子范东方现代意向审美的构成因素，我不能说他有多少构成意识，但他的画中的确存在构成因素，这一点比较客观。这个构成因素是东方的构成因素，具有东方审美意向，而不是西方抽象的，诸如20世纪中叶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极简主义等等。崔老在中国绘画的转型过程中，开创了东方意象夸张化的审美意识，并将此作为一种构成因素，如散点构成、多点构成和排列构成。我们可以通过几幅画看到这一点，《披霜带露二月花》、《玉堂富贵》、《松鹤延年》、《河中游趣》、《红高粱》、《天地一沙鸥》、《大地回春》、《北国初春》等等。这些画都有很好的构成因素，这点与传统绘画有所不同。我觉得东方的构成意识是从虚谷和吴昌硕开始的，后来又有了潘天寿的张力构成。现在我们线条的交差不再是斜线和变化的参差错落，而是横竖的交叉，这就是从潘天寿开始的。崔子范也是横竖交叉、十字交叉，这种力度和传统是有区别的。这些大师的演变均有所不同，潘天寿不仅在石头黑白的张力上，而且在题字的力度方面皆继承了八大出新之处，而崔老的变革我觉得也很关键。

最后谈谈崔老的自然天趣，他晚年的作品有很强烈的天趣，他画小猫，水缸中的鱼，都非常单纯、非常厚重，非常有情趣。这种情趣不是我们所谓的文人情趣，而是一股天然之趣，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来自于他的老师齐白石。齐白石的作品有一种民间气息，而崔老的色彩也具有强烈的民家色彩，并且崔老的作品中有版画的意韵，这点也继承了齐白石的风格。当然，我所说的是版画的优点，画面非常整，大的黑白灰框，版画的灰框是用线条编织的。崔老的作品中，就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他在薄厚之间的转换是很有法度的，看似很薄，实际上很厚；看似很厚，实际上有很整。

我觉得崔子范先生是当今的大写意、中国的大写意，他开创了东方意向极度夸张、极简主义的先河，因此值得美术界、美术史上重重地描绘一笔，同时值得年轻一代好好学习、好好借鉴。他的确是承传和创新并重的艺术大师。

张仁芝（北京画院画家）：

今天看到崔老的捐赠画展特别让我激动。崔老的高寿是美术界的一大喜事。齐白石活到97岁，实际上是95岁。崔老如今步入这般境界，除了养生有道，还与他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为有关，如此高龄还能有这么旺盛的创作力，我很为崔老感到高兴，也为美术界还有艺术造诣颇高的大师健在，能够留下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到高兴。一次我去崔老家拜访，老人家说过几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在大写意花鸟画领域，我在齐白石、吴昌硕之后，不受他们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和他们要有区别。当年有经济实力的时候，我会买一些齐白石的原作挂在家里，一挂几个月，将画面构图、线条、笔墨拆散了进行分析。因此，我认为崔老在学习和创新方面有一套自己独到的方法。刚才刘曦林讲崔老是“传统道路，现代精神”，我觉得概括地非常好。崔老在晚年创作的作品仍然很有现代感，而实际上他是从吴昌硕、齐白石的大写意花鸟画系统中，一路脉络清晰地继承下来，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这一点不仅对从事大写意、花鸟画创作的画家给予启示，而且对画山水和人物的人也是很好的启示。如何继承传统，之后走向现代，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取向。崔老则以自己顽强的艺术个性和艺术志趣，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契合点，按照自己的艺术道路、审美趣味一路画下去。

上世纪70年代，崔老常在北海公园画画。我觉得突破点是从一幅四尺对开的荷花开始的。那幅画集大写意与现代构成因素于一身，构图大概是这样：下边有几个竖道，一边是半开的、卷着的荷叶，还有几片大墨叶、几朵红花。这幅画可以说是他的精。另外还有一幅画是北京画院的藏品，堪称崔老的代表作。虽然不像那幅荷花构成因素那么清晰，平面构成、平面切割的因素也不那么强，但是却吸收了吴昌硕、齐白石的很多元素之后更为现代，具有一定装饰性。虽然崔老已经九十多岁的高龄，但是还能画得这么生机勃勃、气象饱满我真为他高兴。最后祝愿崔老健康长寿。

刘春华（原北京画院院长）：

前面几位先生总结的很准确，也很深刻，我非常赞成，也受到不少启发。我和崔老结识已经很多年，但却并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对他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今天就讲讲和他交往过程中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崔老曾经写过“小画用来换柴米，大画精品献国家”，这一点画院的同志都深有体会。崔老在这方面特别大气，你说这幅画好他就把画给你。一次我有一位朋友想向崔老求两幅画，并送来两瓶酒当作谢意。我把酒装到包里，骑着车就来画院了。等我开完会找到崔老，发现一瓶酒不小心打碎了，屋里全是酒味。待我向崔老说明了情况后，他说，需要什么样式我现画便是，若没有要求，我这有之前画好了，你挑两幅拿走，酒我就不收了。于是我从他的作品中挑了两幅非常精彩的作品，这件事体现了崔老的大气。还有一次，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编了一本《北京中国画选》，收录了崔老一件最品，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发表彩色作品。当时我开玩笑说，崔老，等画册出版后您要送我一幅画。结果画册出来给他送还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坚持要把它送给我。虽然我几次推辞，最后他还是把这幅画送给了我。

崔老所收藏的齐白石、吴昌硕都是精品，他常年挂在家里反复看。一次我无意间发现崔老所画的石头竟从吴昌硕作品中一处并不起眼的石头上找到了影子。他还把前人画得荷花都收集起来，仔细研究叶子、花、梗是怎么画的，如何穿插、组织、安排，他都了如指掌。研究过后，他会将吸取他人之长，并结合为自己的画法。对于每位画家，如何落墨、如何上色，他都研究得极其到位。记得一次我去崔老家拜访，聊着聊着我对崔老的为人和作品给了一个不太文雅的评价，“刚、艮、倔”，结果他的夫人听后连连称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这点精神、个性，以及个性的保持，体现在作品上是很难的。大家都知道要表现自我，作品中也都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但是那么强烈、那么真挚、那么诚恳的还是崔子范。“大朴不雕”，这个名字起得很好，将崔老的为人和艺术都总结了进去。崔老的艺术经历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吸取。不过这也需要画家有一定的基础、一定的训练和一定的经验。我们通常会说“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但是要做到如此强烈的“如”， 过目不忘的“如”也是很难的。希望大家都去学习崔老的“大朴”，谢谢。
 
于洋（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今天近距离、系统地欣赏了崔老的作品，留给我的整体印象就是“朴厚大气”。之前在画册中也看到过崔老的作品，就是这种印象。崔老的画有一种独一无二，却不是刻意的标签，同时他的艺术个性又不同于当代某些作品，而是具有炉火纯青的个人面貌。

实际上在齐白石之前，中国的文人画是以书斋文化为中心，以文雅气、文人气为代表的一种艺术形态。但是崔老虽然继承了齐白石的文人气，但是却舍弃、摒弃了文人小我所谓的魅雅，即传统文人那股温雅、温和之气。同时他直取生气，没有了雕虫小技的制作，取而代之的是他的艺量和他的自信。今天看过他的画我有一股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画画与写文章一样，做到学术、文雅并不难，难的是能够直接、明晰地表述自己的思想。

在为《美术报》所写的稿件中，有一篇名为《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画》，这个题目很大，但实际上问题却很具体。我们都认为当前缺少杰出的画家、缺少精彩的作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各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确实很少。但是目前判断艺术品好坏的标准正在逐渐丧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而今天的展览却是一个反思，让我们重新思考崔子范的画好在哪里？崔老的画形式感和构成感很强，有点接近于表现主义的风格。实际上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这里。有人评价崔老为中国的梵高，但当我们用西方的图象学、形式主义方法来研究、欣赏他的画，却只能得到一点皮毛。因为一旦当我们抛开了气韵、抛开了中国画的笔墨，单独谈论形式感的时候，就会陷入这种误区。今天有很多评论家，包括很多西方汉学家来解读中国画的时候，都会陷入这种误区。实际上崔老的作品中含有笔墨，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趣味和神韵，这才是关键之处，看似粗笔破墨，但确是深得真趣，这才是他的独特性。崔老的作品中有一种难得的风格，然而在中国画教学里，如何去放大、承传这种风格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
我想崔老的意义，就在于美术界有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世纪老人，他在近几年仍有新的作品产生，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今天的画展其意义也在于帮助我们正本清源，重拾中国画传统中直取真趣的、吞吐大方的、顿悟式的、粗放不拘的精神意向。这是我看过展览之后的一点收获，谢谢各位！

龚产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对于崔子范先生，在座有几位比我研究的更早，一位是张先生，一位是鲁先生。1994年，青岛崔子范艺术馆开幕时，崔老请我过去。当时他问我能不能为他做一个列表，于是我根据他的一件在青岛做了一个列表。我记得那时张先生、鲁先生都去了，此外还有全国60余位画家朋友到场庆贺。崔老的画是一种高度概括，猛一看觉得并不出彩，但越看越精彩。我比较赞同于洋先生的见解，有人曾说崔老借用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形式，我认为这个观点比较肤浅。在研究了中国美学的发展或者中国美学的特征后，我觉得崔先生的画是真善美，而且感情越来越浓烈。

崔老的艺术经历了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时达到一个高潮。为何这样说？1994年，崔老捐赠了几十件作品，在青岛也捐赠了一批作品。虽然我和崔老只有几天时间的接触，但我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他做过官，担任过画院的院长，他还有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在八九十年代他的作品价格就已经很高了，但他能够把这么多作品捐献给国家，是因为他怀有一颗对艺术的虔诚之心。崔老有这样的精神，所以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他曾对我说，捐赠的数额有135万，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崔老有这样的气魄真的是了不起。

1994年艺术馆开幕时办了一场座谈会，卢沉先生说了很多，讲得很精彩。 大家各有各自的见解，因为国画和欣赏者的个性、爱好、经验以及艺术观点有关。我认为崔老的画受西方的影响并不深，而是对传统有深刻的理解。对于从艺者而言，传统是很重要的。吴昌硕在评画时曾说到“叶简枝繁”，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崔老真正做到了承古借今，这不仅需要传承，需要一种发展，这其中涵盖了中国画的时代精神。而借鉴的同时又包括了太多的时代精神、个人修养等因素。所以，崔老在大写意花鸟画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很崇拜崔老的思想境界，他在中国画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或者说悟到了对于时代精神的借鉴。
  
鲁光（原国家体委政治部秘书处处长、艺术家）：

我从上世纪80年代拜崔老为师，如今已有30多年了。崔老是一位革命家、哲学家、艺术家。他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哲学，虽然后来他并没有从事哲学研究，但他的绘画思路仍具有哲学家的思想。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他的简练并非一般的删繁就简，而是有哲理思想的指导。有一次他与我谈画，他问，你的画和前辈画家相比如何，你的优点劣势在哪；你与同辈画家相比如何，与年轻画家相比又如何。这些问题都是从总的角度来把握、指导，而并不是一笔一划的指导。所以说人的一生如果能有高人对你不断给予指点，是可以获得很大益处的。我曾问崔老要在山东待多久，他说待到90岁吧。后来，他基本就在山东安家，不再回来了。我曾去拜访他，他还拿出二三十幅作品让我看。前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读一篇文章，文章分析了中国画下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即使70岁仍要学画，如果过了70岁还画不出来就晚了。他还认为目标就要定的远一点，如果立足八九十年代，就要放眼下一个世纪。崔老有一种思想，就是要搬到农村居住，67岁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92岁以后干脆就不回来了。他曾说一个人要找一个生活据点，因为故乡可以引起他的生活回忆、生活感觉，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城市间的烦恼、应酬。现在想想，在北京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应酬、事情，倘若都去参加，的确没有时间搞创作。崔老不同，他清心做画，所以画了很多好作品。最近山东给我寄了一本画册，有很多作品都是他最近几年画的，他还表示这个世纪要画200幅画。崔老曾经说83岁以后他的作品就成熟了。我问他那以后还画什么，他说要画自己心中的一些内容，不再画大自然了。实际上他画的是第二自然，是他心中具有美感的事物。所以他现在才更加简朴、更加大气、更加返璞归真。

有一次《美术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崔子范是大师，可大师要学富五车，而崔子范一车学问也没有。后来崔老同年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自己并不是大师，且文章举例的两幅画都是伪作。崔老为人确实大方，一次我带女儿去他家中拜年，他问我女儿说，你能看懂我的画吗？女儿答，爸爸常把您的作品挂在家里，我经常看的。听后，崔老便进屋了，不久和老伴吵起来。我进屋问其缘由，师母说送给小女孩的画要颜色鲜艳一些，不要黑乎乎的，可崔老却挑了一幅墨荷。后来他们决定让我女儿自己挑选，女儿选了崔老手中的画，崔老高兴地说闺女懂画，于是在另一幅菊花上面加工了几笔，也送给我们。临行前，崔老又送了两幅画，一幅游鱼，一件扇面，可见他是多么大气。

崔老的作品捐赠国家、捐赠北京画院、捐赠故乡，他在20年前曾经立过一份遗嘱，表明自己的全部作品都要捐献国家，家属和孩子不能分。他说如果自己去世了，这个遗嘱就由夫人执行，如果夫人先去世，就由自己执行。我还曾开玩笑说，那您老这个就不是遗嘱了。在几十年前他就决定要捐赠作品，虽然青岛的崔子范艺术馆建设的不错，但因为一些矛盾他将捐赠的作品和款额全部撤回了。他还教导我们说，要懂法律，知道什么情况下，捐赠的物款可以追回。我拜崔老为师，首先佩服他的人品。他的从艺道路可谓半路出家，而我也是半路出家。最后我想说，崔老是当之无愧的当代花鸟画大师。  

贾浩义（北京画院画家）：

崔老是我的老师，我到画院后首先就去问他应该如何作画。他先给我讲解了一下中国绘画的大纲，然后说“你应该画自己喜欢画的”。“可我喜欢画的有很多”，“那你就慢慢寻找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后来我经常去崔老家请教一些问题，自己遇到的或是听闻他人说的。崔老给我的答案总是很简单，“慢慢画吧，不用想别的，就按照自己的路子走。”那时，他就曾与我谈过关于创作道路的问题。后来，我通过他的画，能够感受到他几十年来的艺术道路，可以总结为一个字，就是“真”。一切创作都以“真”为出发点，流露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做作，没有任何雕饰。倘若要对崔老的展览或者作品做一个总结，我想他的艺术就是他灵魂的全面展现，可以说他就是画，画就是他。所以要研究他的画，首先要来研究他这个人，他是如何一路走来的，然后再来看他的画是如何发展的。他的作品表达了自己真实的看法和感情，比如美术要表现“真善美”，他就传达美。他说，自己感觉的美就是美。他不是为了登上历史的舞台而不断转换画风，而是为了更好表现美的事物，美的感觉。他曾为自己定下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的计划，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一直在给自己安排任务，不断探索如何继续前进。崔老的一生都在不停歇地向前走，可他仍不满足，仍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探索更高深的技法。只有他认为饱和了，才会满足。表面上看他的画好像变化并不明显，其实他一直在变，也一直在想。最后他想的，表达的其实正是他自己，是他的灵魂，他是把自己的灵魂展现在观众眼前了，这些画就是崔子范。我想，画面那些线条、那些构图、那些所谓的构成元素，其实只是他所认为的“美”，他这么画也只是为了传达这种美、表现这种美。

我一直在研究崔老，研究他为何会形成这样的面貌，为何这样画又为何敢于这样画。其实当时反对他的人有很多，说老崔不会画画。不过崔老总是一笑置之，因为他自信，他相信当代一定能够超越过去。他的自信并不是盲目自信，而是用各方面知识来武装自己。我一直将崔老当作自己的老师，分析他、研究他，分析他为何形成了这般面貌。

今天的展览给我的触动很深，这些画只能出自崔子范的笔下。他将自己的灵魂融于作品之中，他的题诗行笔、布局……一切的一切，都是他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我认为他在中国美术史的进程中迈了一大步，这是他的贡献。

王庆升（北京画院画家）：

1958年我和崔老结识，如今已经60多年了，在我进入画院之前崔老就是画院的领导，一直到他离开。开幕式上，我深深地向崔老的夫人鞠了一躬。因为如果要不是崔老，我是进不了画院的。起初我对这件事情并不知情，一直到退休后，看到人美出版的我的画册，里面写到画院领导在研究录取名单的时候，很多老先生都推荐我，崔子范听了老先生的话，所以我才顺利来到画院。可惜我知道的太晚了，没能亲自向他表示感谢。

崔老对画院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首先，他积极为画院培养人才，办了两届进修班，我是第二届。开办进修班是在执行国家政策，为画院培养人才，为社会培养人才。我是直接考取的，而张仁芝、王文方、周思聪这些先生是从美院挑选出来的尖子生。我想，倘若不是崔老主持画院工作，研修班或许是办不成的，而我们也都到不了画院。崔老对党、对国家十分忠诚，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立党为公”，当然他也身体力行。他领导画院的这段时间，工作清廉、公正，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那时号召建设三农，他就带领我们去门头沟和社员一起劳动，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房，而他则住在一个身患残疾的老乡家中，环境十分艰苦。

期间，单位的领导不经受批斗那是很少见的，可崔子范做到了这一点。画院从没有开过关于他的批斗会，他和画院的成员关系都很融洽，包括一些老先生。莱西崔子范艺术馆开幕的时候，我和田镛出席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如此多的作品，而且件件都很精彩。起初，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好领导，没想到他竟是这么伟大的艺术家。在开幕式上，杨力舟代表牡丹画会致词，对崔老的艺术、为人、政治观等评价地非常到位。虽然崔老如今已经离任了，但他对画院还是有深厚的感情。这次的捐赠活动并不是作秀，而是崔老对画院最真挚、最朴素的情感。我想老先生身上的这些优点，应该值得年轻画家学习。崔老能有现在的成就，是同他的性格、品质、人品、画品相一致的。
  
王培东（北京画院画家）：

我用四个字概括崔老的作品——与众不同。为何这样讲，因为在他的绘画生涯中，他始终想着这个问题。崔老并不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参加革命，后来调到画院主持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来画画。崔老的思路很清晰，他为自己设计好一条艺术道路。他对吴昌硕和齐白石都很崇拜，买了很多作品，用心琢磨他们在大写意方面的功力。在画的时候他也非常用心，仔细研究别人之长，然后吸收、创新，形成自己的艺术样式。当然，他很清楚自己在诗文书法方面的不足，于是他没有追寻文人画的脚印，而是把大师的作品摆在一边，在学习的同时又要有所区分。他的思想很明确，那就是要走自己的道路。创新却不抛弃传统，他在70年代的作品还是非常注重笔墨，后来又走向重彩，融入了构成因素。在这条道路中，他始终在不断摸索、发展，起初或许并不成熟，但他的探索精神着实令我们这一辈画家由衷地佩服、赞叹。

再者，崔老的艺术特点和他的性格、气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若是学习他的画，并不能仅仅学习表面的线条与色彩。对他的摹仿，也无法达到他那种纯真。因此我们要学的是他学习和探索的精神，学习他区别人前人，区别于当代人的创新思维，共同努力在中国画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化方面多做探索、多做努力。

杨达林（北京画院画家）：

之前每次到画院参加展览都没有今天这般感触强烈。我当年结婚时，婚礼的主婚人就是崔老。他还给了我20块钱，那时工资低，20块已经是不少的数字了。为了改善画院画家的生活，他还组织我们画些小画。崔老的画品、人品皆高，他很有人情味，能够体量画家的境遇，大家对他都是极为爱戴的。

看崔老的画让我感觉他很智慧，他借鉴了很多元素，比如版画的整体感、工艺美术的排列组合，那种有序的意韵。有时看他的画感觉有些重复，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他在其中暗含了音乐的节奏。正因为这节奏、韵律，作品才更吸引人。此外，他还吸收了民间艺术的营养，在用色方面的夸张、大胆。在他的作品中有很强烈的东方色彩，而并非西方绘画的调和色，即灰调子。要么是大红大绿，要么是大块的黑白。可染先生曾说“可贵者胆，所要者魂”，画画没有胆量是不行的。崔老就是有胆识，敢于突破，不拘泥于传统，也不完全走中国文人画的路子，而是自己独开一派，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邢少臣（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研究室主任）：

崔老的为人就像展览的名字，大朴无雕。同时他还是大智若愚，非常睿智。每办一件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他80岁时曾讲过以后自己要定一个五年工作计划，待到90岁时要定三年计划，100岁时则每年都要制定计划。计划里包括要做什么，看哪些书，研究哪些课题、怎么画、路子怎么走，这些他的心中早有打算。2000年我去见崔老，他对我说，现在很多中国画家不敢用绿，特别是大绿，总是刻意避免，用墨或花青代替。其实非但中国人不敢用，西方人对绿也是极为小心的。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如何用绿。于是过了几年，他的画石头是绿的，树叶是绿的，树干是绿的，连背景也被染绿了。再见到他时，他说这些作品不管成熟不成熟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好为后人铺出一条路。

杨庚新（《艺术》杂志主编）：

我和崔老没有过多的接触，只是常看到他的画。崔老是大艺术家，大智慧者，他独辟蹊径，开中国现代花鸟画一代新风。他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的画最得传统的大写意精神，即我们所说的中国精神。崔老的作品融写意性、装饰性和象征性于一身。这和他的人生阅历、人生感受是联系在一起的。崔老的画笔墨摄魂，尤为以色夺人，能够一下子抓住观众的眼球。艺不为形色所拘，得其神韵、得其精神，堪为中国现代花鸟画的典范。特别是他在新世纪创作的这批画，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画境。无论用笔、落墨、赋色，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崔老是一位智者，他懂得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所以我们除了要研究他的绘画语言外，还要研究他画画的路数。刚才有人讲到要正本清源，我觉得现在中国画确实需要正本清源，特别是对于精神的理解。我们不要简单地追逐表面的形色，也不要简单地和西方类比、借鉴。崔子范的艺术是本源的，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且沿着这条路坚持在走。

在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争论了一百年。可是不管怎样，中国画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路子走，那就是坚持中国画的独立性、自主性。当然，对于外国好的形式、因素，也是可以吸收、借鉴的。但是，内涵和形式语言还要坚持中国自己的道路。

袁宝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崔子范先生大写意画的强烈个人风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北京画院这次展览和研讨会使我得到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并通过与崔老有过密切接触的同志的发言中，对崔老的艺术有了进一步了解。

白石老人初见崔子范的作品就惊叹：“真大写意画也！”一语道破子范先生在继承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方面的优异素质和大家气象。欣赏崔老大气磅礴的作品，使我对怎样叫从“大”处着眼倍受启发。他的“大写意重彩”更带来令人震撼的强烈视觉效果。如同柳宗元所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崔老的艺术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美学在对待主客体关系上的精辟见解所反映出对艺术美本质的深刻理解。

然而我还想特别谈一谈他在创立新的艺术精神方面强烈而自觉的开拓意识。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一封复李桦的信中曾说：“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自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影响，无所谓中国画了。”这是对处在历史大转折时代，即我们常说的中国现代艺术转型时期，对中国美术如何创立新的时代精神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显然，鲁迅先生在这里并不固执和局限于中国绘画的传统形态，而是以一种更开阔的文化视野，在思考如何开拓和创造新的中国艺术精神。正如他在更早期的文章——《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我所要说的几句话》中所说：“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中国传统需要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得到发展而具有鲜明的新鲜时代气息。鲁迅先生以古鉴今，将中国美术的发展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全新历史环境中，将中国传统与世界文化艺术的关系作为迫切的现实问题，而将“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提上历史日程。

鲁光先生在发言中说，崔老在延安时曾从艾思奇学哲学，并说他经常在问：你和前辈画家比怎样？和同时代画家、年轻画家比又怎样？他还曾要鲁光来谈“中国画怎样来发展？”并介绍说，崔老从67岁搬到了农村去住，“自称83年以后是成熟的画内心的东西”。邢少臣也讲到他经常会制定一个几年计划，心里总会有一个要达到的目标。我以为他的哲学头脑和他的大手笔有直接的关联。

李魁正和张仁芝都谈到在他的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构成因素”或“东方构成意识”；王培东谈到，纵使他在笔墨功力上不比吴、齐，但能扬己之长；杨达林则谈到他从工艺、版画、民间美术等方面广泛吸收营养充实、丰富了自己。这些又从另一个方面提示我们，在创造新的中国艺术精神，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大空间。

主持人：

感谢大家独具见解的发言，今天很多画院的老先生都来了。他们与崔老长期在一起生活，除了艺术上、学术上的阐述，还对崔老的人品进行了讲述。这些内容对我们全面地了解崔老是很有帮助的。正所谓“画如其人”，崔老的画就是他这个人。他的作品除了涵盖他的艺术、他的选择、他的关注，实际上还包含了他的人生。他是一个革命干部，是一个热爱艺术的人。他到北京后经刘金涛介绍得以拜见齐白石，实际这时他内心深处对艺术有说不出来的热爱，所以一直到2010年他仍在作画。他是一个山东人，有着山东人的性格，所以他的豪爽、为人的朴素、热情、平易和大度与他的艺术风格是互相渗透的。今天的研讨会不仅探讨了许多学术理论方面的问题，更对崔老有了一番全面的关注、了解。每位发言者都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因此我们今天的会议是从理论上到生活上、情感上的一次讨论，是生动的、完整的讨论。崔老的艺术面貌正是出于他对绘画持续的热爱，画面中没有任何做作，他把自己的想法、看法全部展示在作品之中。崔老是画院的老领导，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为画院作出贡献的艺术家和领导。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参加研讨会，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