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 “疎影留香——于非闇作品展”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07年12月17日 
主持人 杨延文（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顾问） 
研讨会内容

王明明（北京画院院长）

很高兴能请到于先生的家属参加我们的研讨会。于非先生的作品是北京画院继齐白石之后最重要，也是数量最多且非常完整的一批藏品。这些年来，北京画院经过不断的努力，最终在今年与广西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于先生的作品集。此书还收录了先生很多教学上的文章，可以算当前内容最全面的一本。我们在编辑此书时尽可能地收录于先生全部的作品和藏品。北京画院这批藏品是1959年于先生去世以后由家属捐献给国家的，在艺术市场如此红火的时候，这些作品每天都在升值。于先生的家属将其捐给国家，为国家做了贡献，堪称义举。北京画院利用这些藏品为于先生筹备展览、出版画册，也是我们应该为于先生及其家属做的一点事情。
今天大家聚集在一起，一是要讨论于非的艺术成就，以及他对后人的影响；一是要向媒体界的朋友发布我们出版于非先生画册的消息，希望你们能够对这项活动进行报道宣传。于先生的作品目前已经形成了展览规模，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每年都要推出于先生的专题展览，并且和外省市的美术馆形成馆际交流，尽可能扩大影响。工笔画发展到今天，我们回顾于先生的艺术成就，仍有很多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于琛（于非闇长女）

刚才王院长谈到的这批藏品是我父亲去世以后由我们兄妹五人，在赵枫川、王友石先生的帮助下捐赠给政府，之后又转到北京画院的。我之前在北京画院工作，父亲去世后，在画院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成了家，后来调到故宫工作，一待就是几十年。今天回到北京画院，见到了院领导，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多亏了画院，我父亲的作品才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在这里要感谢北京画院。

董建华（于非闇家属）

很感谢北京画院为我外祖父筹备展览、出版画集所做的努力，今天又召开这么隆重的研讨会，我代表家属向北京画院、向王院长以及所有到场的嘉宾表示感谢，谢谢你们！

主持人：于先生家属这种公益心、这种高尚的觉悟是我们在画院工作中经常会向画家和职工讲述的内容。我记得在建院50周年时就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给齐先生、于先生做那样大规模的推介活动。其实我们希望每一个在画院工作过的老画家都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我们没有作品，无法举办展览。后来我们开始要求在职画家都要学习于先生家属这种高风亮节。画院收藏作品也是为国家保存，实际上是替国家收藏。有了这些作品，再加上艺术家本来的成就，就可以推动艺术界各方面向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于先生家属在北京画院在职及退休画家的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金鸿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王明明院长很好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为我们工笔花鸟画的老祖师爷出版了这样精美的画册，筹办了这样高水准的展览，我在此表示感谢。如果各级领导都这样做，那么对推动工笔花鸟画的发展，对推进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就像王院长所说，于非先生的贡献、他的艺术成就，我们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我老师就是于非先生的弟子，到我已经算是徒孙辈了，不过我一生都会为此感到自豪。我觉得自己是个笨拙的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好的老师、这样好的祖师爷，在他们已有艺术成就的指引下，我才有了一些进步和成绩。我在教育学生的时候一直都在宣传于非先生的成就和他的功绩。

那时候，中国写意画、大写意画发展得很好，但是工笔，特别是双勾、重彩的工笔花鸟画已经灭绝了。当时后继无人，于老真知灼见，发掘宋代的花鸟画，继承并发展起来。站在对时代的作用和意义这个角度来讲，于非先生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先生有很好的国学底子，同时又做过记者，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和文艺理论知识，还能写书。他那个时候一边学传统一边学民间，一边继承别人的遗产以便自己深入生活、深入民间、深入到花鸟世界中去。于先生做得最早，并且身体力行。他指导学生也是如此，在教学中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然后再进行创作。在创作中又有比较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有生活，但又不拘泥于生活。于先生的起点很高，他研究并临摹宋徽宗的作品，因为这代表了北宋宫廷艺术的高峰。后来他还学习了很多民间的东西，把中国宫廷艺术和民间艺术很好地吸收过来，而且他在写生的过程中形象非常丰富。他有自己的画本，其中有一幅玉兰，玉兰上面还有一个小尖，戴了一个小帽子。这是写生的时候玉兰似掉没掉，好像戴了个小帽子，很有意思，这张画可以说是上世纪一幅代表性作品。我还看到一幅牡丹，画得非常艳丽、非常丰富，好像六尺那么大。于老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由于他做过记者，又和很多民间画工交朋友，因此他拥有普通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特别是解放以后，结合了解放初期对画家的教育，于老生病后很感谢党，他专门刻过一方印章，这表明他的思想感情很能跟上时代。所以他的作品在解放前后有很大不同，50年代的作品是明朗的、积极向上的，很符合解放后人民的心情。现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艺术面扩大了，各式各样的风格、流派有很多，但是有些画家喜好很偏，还有点埋怨，埋怨自己这种艺术为什么别人不接受、不喜欢？我觉得这不是新旧的问题，关键还是要和我们这个时代，和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喜好以及文化传统相符合。于先生的画在这方面既继承了传统优秀的元素，有些很深入的东西画得很好，同时又很现代，很能符合解放以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气氛与生活，所以他的作品才能得到大家的欢迎。于先生的作品成为我们工笔花鸟的一个主流风格，很多学生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要留存下来发扬光大。今天很感谢画院为于先生所做的努力，这也是对于非先生及其家属为国家做贡献的回报。
邵大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于老的画过去看过很多，但一直还没有看过这么全面的展览。我觉得于老解放之后非常要求进步，而且解放前他在花鸟画方面的成就已经很高了。我读了他的《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之后，对工笔花鸟画有一点认识。从西画的观点看中国工笔花鸟画总感觉很老、很传统，没有什么新意，但是读了他这本小册子以后，我感觉我们必须以传统的观点看工笔花鸟画的发展，这点给我很大启发。于非先生讲过一个观点，他说他画工笔花鸟画是从临摹开始的，但是他后来建议工笔花鸟画还是要从写生开始。我想于先生观点的改变可能和他解放之后所受的教育有关，和现实主义教育有关。其实我觉得工笔花鸟画还是要从临摹开始，于先生很注重写生，他以前养过花鸟虫鱼，那个时候他虽然没有写生，但是临摹的时候有体会。实际上于先生的作品是从临摹开始的，关于临摹他讲到三个方面：一是学画的时候临摹；二是临摹古代的作品；三是临摹宋代的工笔花鸟画，他自己是三结合。其实他的工笔花鸟画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功底是和临摹有关系的，他是结合写生来临摹古代的作品。我看到他那些白描的稿子，他的写生画得非常精彩。所以中国的传统绘画包括工笔花鸟画要发展，首先是要继承，要把前辈的东西继承下来加以发展。我觉得于先生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教育，把工笔花鸟画的精神和技巧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这个传统尤其对京派画家，于先生的贡献可谓非常之大。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非常感谢北京画院能够举办这样精彩的专题展，对于一个做美术研究的人，这次展览就是我学习的老师。于非先生在20世纪中国画历史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20世纪的中国画总体来说还是写意画的天下。写意画成为一种大的画派，像齐白石、陈半丁、潘天寿以及吴昌硕，有一大批人都是画写意的，画工笔的则相对较少，能获得很高成就的尤其少。于非先生是20世纪少有的几个工笔大家之一。当然在北京提倡学工笔可能是金城更早一些，他生于1878年，比于先生大11岁。他在1920年成立中国画研究会之后培养了一批弟子，并在当时提出一个建议，认为中国绘画应该以院画工笔传承为正宗，以写意为别派。这是他在1920年提出的明确主张，首先是提倡学北宗，其次是南宗。针对几百年来中国画发展过于忽视宋代传统，只强调写意传统而相对忽视写生的工笔传统、作家传统的问题，金城及其弟子很多是强调画工笔的。

于非先生在1935年开始画工笔，提倡工笔，在此之前，北京已经有一批画家在画了，虽然画花鸟的不是太多。有一位画家叫赵梦朱，他生于1891年，比于非先生小两三岁，也是金城的学生。他接触工笔花鸟可能比于非先生还要早一些。我看过一些于非先生20年代后期画的山水，很像齐白石的风格。据我所知，于非先生在20年代后期跟齐白石先生学过画、篆刻，还有山水，他自己也提到过向齐白石学习画雪景的染法。他和齐白石先生交往的这个阶段，是不是正式拜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确实跟齐先生有过这么一段交往。30年代初，张大千到北京来认识了于非先生，因为张大千这时候的山水特别是花鸟画是学工笔的。虽然张大千比于非先生小10多岁，但他属于早熟的画家，于先生也从张大千那里得到一些借鉴。我们今天对于先生学画的经历还不是特别清楚，至少从我看到的材料还缺少非常详细的记载，比如他跟齐白石如何学？学了哪些？从张大千身上吸收到什么？此外他早年和金城有没有接触、艺术思想上是不是接受了他的影响？所有这些以我见到的材料来看好像还不是特别详细，所以对于做美术史研究的人来说，我们还需要对于非先生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也希望家属能提供更多的材料。比如于先生早年的日记、笔记，哪怕是只言片语，我想也是非常珍贵的。北京画院之前有一次展览有他一段题跋，讲述了他自己学画的过程，我还抄了下来，像这些材料我们还没有做过专题研究，迄今为止没有见过研究于非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我想于先生应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个案题目，一篇论文就写这一位艺术家，然后想法穷尽他的有关材料，对他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定、叙述，这样就会使研究做得更深入一点。

于非先生1935年开始学画，学花鸟画时46岁，不过此前10年，他已经开始学画，主要画写意，而且已经开始写字。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养花、养鸟、观察花鸟的经验，在画家之中是少见的文化修养较为全面的大师。他还能写文章，正式学工笔花鸟的那年，他的几本书就出版了。46岁的时候，于非在艺术思想、在写意画的经历上都很成熟，不像一个年轻人学工笔花鸟那样重新开始，他的起点非常高。所以1937年以后成立国画研究馆时，他就是倡导人之一，是导师。这时候，尽管于先生正式画工笔花鸟才两年多时间，但是他已经是北京工笔花鸟的领军人物。对这样的过程，我们应该怎么看？我觉得我们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也需要我们接下来不断完善。近百年来，虽然我们提倡学习宋元，从蔡元培、鲁迅这些文化人，从金城一直到南方的很多画家，比如吴湖帆、陆一非这些艺术家，也都实践学习过宋代的绘画，但是近些年，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总体来说还是以写意画为主。所以于非先生在转折时期成为一位工笔画大家，他的影响不只在北方，也不只在北京。我接触到南方一些工笔画家，他们也都学习过于先生的绘画，此外广东、香港一些画家和收藏家也都非常重视收藏和研究于非先生的画作。对于先生在工笔画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画法方面，在解放后提倡复兴国画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我觉得还应该进行更深入的探索。这方面我自己没有做过研究，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年轻人接着来做。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于非先生的画册出版，画院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举办了首发式，筹备了展览，组织了研讨会。我曾经参与过对于先生的研究，不过研究得还不到位。书中说于先生有6个子女，其实应该是5个子女，两男三女，这个责任由我来负。其他方面我认为还是很严谨的，当时我还提供了自己收藏的《中国画颜色的研究》这本书，是上小学时候买的。北京画院这本画册出得非常好，集中了于先生的许多印章，使我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根据我所了解的资料和线索，包括于先生和齐白石先生的关系，有些是他自己履历表里自己的说法，不是我妄下的结论。今天我强调几点，于先生在开宗立派、兴废继绝这个方面，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有无开宗立派之心，对一个艺术家能否成为大家、大师，成为巨匠是很重要的。于先生还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在了解于先生的过程中，我拜读了先生早期的几本著作，即《都门钓鱼记》、《都门豢鸽记》、《都门艺兰记》，这几本书讲得非常细致，可以看出先生对兰、鸽子、钓鱼是很有研究的。他对自然的研究源自对自然的热爱，他性格细腻，有童心，并向那些养花、养鸟、钓鱼的把式们学了不少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都运用到花鸟画创作中来了。他跟王润暄先生学画的时候，开始学习研制材料，后来学逗蛐蛐，后来才学如何画画。我们读他关于钓鱼、艺兰这几本书的时候，再想起他的写生意识，可以看出他对北京牡丹的研究、对北京鸽子的研究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经过认真观察而来的。有几件作品真是经得起生活的考验，例如要到什么地方看鸽子才能画出合适的角度来等等，可见他对生活观察的细腻。

他关心传统，从小学开始读《说文解字》；他研究金石学，崇拜宋徽宗，见到一个照片就要临，见到一张画千方百计借来也要临，而且见一张临一张。于非先生研究传统研究得这样深、这样透，我们后代人与他还有很大差距。同时他从传统的文论、书论、诗论之中得到了哪些启发，总结了哪些理论，走出了怎样的新道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中国画需要变革，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兴废继绝，把古人、今人疏忽的东西重新梳理学习，并融入传统。于先生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毛泽东所说过的一句话，知识分子就如同浮在皮上的毛，他有人格独立的一面，也有依附于社会和时代的一面，有不能独立生存的一面。于非在五六十年代和时代的关系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共产党非常重视他、体谅他、关怀他。因此他热爱这样一个善待、拥护他的时代，他要把自己的心献给这个时代。于是他牺牲了很多悲欢喜乐，将自己的感情暂时回避了。他服从了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他的心是真诚的，正因为真诚，所以要把作品画到最好，画到最精。画这个时代的阳光和春天，画活“画本所无，活本所有”的一种新风格，这对我们今天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艺术家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他参与、关心这个时代，可能就把握住了所处时代的当代意识、当代思潮。我想于非先生这样做了，他牺牲了很多自己的东西，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牺牲了个人的喜怒哀乐。他画了淡色牡丹，但当时还不敢敞开心扉地说自己也喜爱雅淡、平和、闲逸的画法，他虽然画了，却不敢如此说。

今天这个时代比起于非那个岁月要好得多，是个空前未有的好时代。这个时候倘若画不好画，不能怪领导，只能怪自己。领导只会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不会干预创作中主题、题材的选择问题。

这次我重读了《中国画颜色的研究》这篇文章，以及对原来文章的补充部分，还有于先生对工具、材料、画法的自述和学生们对他的介绍，结合自己一些观察和总结归纳，我发现于先生在技法上是非常严格、丰富，而且到位的。今天的画家是不是到位了，我经常会打问号。比如画工笔画时用到的“勒”，“勾”和“染”大家都知道，可有些人不知道何为“勒”。于先生的勒法在于局部里冷暖关系的处理，仔细观察的话会觉得美妙极了。色彩里有大对比，大对比里又有小对比，尽可能令其尽善尽美，真是下了功夫，一丝不苟。包括他的笔法、设色都非常到位。我想任何艺术品类都没有高下，但是品类自身是有高下的，自身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对艺术家的考验。于先生是经得起考验的艺术家，他对中国现代工笔花鸟画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如果能把他和陈之佛、刘奎龄的作品集合在一起办个展览做比较研究，那对中国当代工笔花鸟画的研究领域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等到2009年于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假如把其他地方的藏品和画院的藏品集合在一起，为于先生举办一场更大规模的展览，我想这对弥补于非研究领域的不足是很有价值的。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很崇拜于非先生，因为我的老师就曾跟从于先生学画，我也到过于先生的家。北京画院所做的这些工作，使我们这些搞历史研究的人能够对有些问题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思考，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于非先生在近百年的中国绘画史上，就工笔花鸟画这一项来说，他不仅影响了北京画坛，而且在全国也堪称第一。全国范围内没有比他更能够代表中国工笔花鸟画，更能够体现宋、元传统的画家了。于先生的治学和治艺态度令人敬佩。虽然我的专业是美术史，但我一直把他的两本小册子保存到现在。于先生那种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他画画一样，我也很钦佩先生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让工笔花鸟画反映时代精神是花鸟画家们最难做到的事情。因为花鸟画没有政治主题，50年代国家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服务，画家没有办法，只能画条红领巾，好像这就表示了新社会的时代特征。但是于非先生的一张《玉兰黄鹂》创作出来以后，让人感觉振奋，感觉和当时人的心情十分合拍，能够代表当时欣欣向荣的景象。于先生的作品中有着和建国初期到“文革”以前相一致的时代脉搏，这点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他在治艺方面及其作品所体现出的花鸟画的精神境界都是最拔尖的。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只是目前宣传和研究得不够，这个大家都有责任，不过也离不开整个社会环境。

工笔花鸟画不仅是宫廷贵族喜欢的题材，也是老百姓喜欢的题材。这包括解放后将工笔花鸟元素用于染织设计，并且将其作为染织技艺的基本功，因为画被面都要画花，要把花画得生动、画得活起来。这是需要下苦功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急于创造价值，谁也不愿意下这个苦功，从而也影响了工笔画的发展。其实刺绣也离不开工笔花鸟画，于非先生的画从民间的缂丝工艺中吸收了很多有益元素。海派兴起以后大家都愿意搞大写意，可是工笔花鸟作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首要品种，如果我们不将其弘扬光大，就是空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百姓对一些横涂直抹的作品实际上是不喜欢的，那只不过是画家的自我欣赏而已。但是如果说真正让全国人民都去喜欢哪一个画种是很难的。

我们不仅要纪念于非先生，而且也应该考虑如何进一步创造条件来发展工笔花鸟画。北方现在也有些同志在画，但总感觉还差点火候，我们为什么不能达到老先生们的高度，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水平和对颜色、构图、情感抒发各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这显然与画家各方面修养和条件都有关系。最后，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志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把在民间扎根很深的东西能够传承下去，能够弘扬光大。

王庆升（北京画院画家）

我1958年在北京画院进修，当时于非先生在北京画院讲课，我有幸亲耳听到于先生对我们的教导，这对我的一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我当时的技术不行，有些不对或者不到位的地方，老师上来用颜色走一遍之后的效果就特别好，因此这就变成传统工笔画的技法。人物画基本还是用这种方法，比如用朱砂画红袍，再用深红勒一遍，就会显得特别有味道。于先生的创作精神在于他不仅仅是对自然花鸟的简单写生，他的写生是深入实际生活进行观察。先生有一幅作品画的是看菊花，这幅画是我在画院进修时他带我们到老舍家看菊花写生后画的。我们进了老舍先生家的院子后看到菊花就开始画，谁都没有注意到柿子树。于先生却将其收入画中，这说明他对柿子树产生了一种灵感，于是马上抓住柿子树而忽略了菊花，这对于艺术家来说是很关键的一点。画家对生活的观察要非常敏感，不是说今天画牡丹就去对着牡丹写生。向老师的学习不仅仅是技法上的，更要学习他的精神。于先生有一幅兰花，兰花似是张开，不大，只有四片叶、四朵花，这张画我认为是精品。四片叶增一片嫌多，减一分嫌短，花也一片不可少，其艺术水平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张《兰花》是从生活中来，而且得到高度提炼概括的，这是工笔画里最难也是最需要的精神。现在把纸画满了很容易，画圆满了却很难。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直都在学习老师这种精神，画少而精。精品在技术上、艺术上都要经得住推敲。还有一幅作品叫《迎春》，画中几根枝条的形状非常经典。工笔画容易画得俗、画得匠，这都是工笔画的大忌，但是老师这张《牡丹》就脱俗了，不是一般的牡丹，它经过了千锤百炼的研究。那些叶子都在动，高度的艺术化又加上于先生勾勒的功夫，才让这张画如此生动。三朵花一个花蕾，一条枝，就像一个高雅的美人。李苦禅先生说过，牡丹是一个极俗的题材，但是如何把它画得不俗，这就是画家需要动脑筋的地方。于非老人画的牡丹脱俗了，他手下的牡丹是经过升华了的牡丹。

李树声：刚才郎绍君同志说他没有一个学生研究于非先生，我倒是遇到了研究于非先生的人，虽然是业余的，但一直都在努力从事于非先生的研究工作。俞致贞先生有一名学生名叫高宗水，一直在工艺美院教书。他的工笔花鸟画画得很不错，并努力培养了一批学生。我见过他，也见过他的学生，他们致力于研究于非先生的艺术，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于琛：高宗水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每周三晚上利用业余时间仍在继续教于非画派的画。
陈履生（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主任、研究员）
研究李可染、齐白石、傅抱石的论文很多，但是像于非先生这批画家就缺少研究。当然，学术界有学术界的问题，社会有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本来属于正宗的于非花鸟画派，现在却沦落为非主流的派别？我想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展览制度、各种推动美术发展的制度，制约了一些代表我们传统艺术的画法，甚至在对美术史的认识方面都有很大的制约性。看了这个展览，我很感叹画家把作品捐献给国家的重要性。此外，北京画院不忘前人，能够把老先生的作品拿出来展览供后人学习，使我们后人研究美术史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图象认识或者是美术史上的认识，这一点很重要。

我主要就当代花鸟画的现状和于非先生的作品做一个比较。在占据全国美展绝大多数的主流花鸟画中，可以说于非先生这种细而不腻、小而见大的绘画风格，无法得到美展评委的青睐。现在充斥于画坛的是一些细腻到不能再细腻的画，画幅虽然很大，但是感觉很小。从折枝式的工笔花鸟到全景工笔花鸟的变化，凸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风尚，这种风尚可能会遮蔽于传统文化中，特别是传统美术中许多优秀内容的发挥。于非先生的画可以说并没有太大的画幅，他的画面虽然小，气局却很大。传统中国绘画讲的就是气局，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扇面，都可以给人气势宏大的感觉。现在工笔花鸟画的尺幅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之前最大的工笔花鸟画可能就是陈之佛先生为人民大会堂画的仙鹤，其他画家并没有太大画幅的作品。但是现在画家的画幅越来越大，这种大之下我们再细细品位，想要找到像刚才王先生说的叶子、花多一笔、多一瓣都不行的状况是相当难的。因此我想动用更多的学术力量来支持美术史中，特别是20世纪美术史中一些个案的研究，使我们的美术史能更多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或者让美术史更多地去为当代美术的发展起作用、起影响。我想这是最重要，也是我们今天举办展览、出版画册的重要意义所在。如果没有这样具体、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去挖掘那些曾经为美术史做出巨大贡献而如今却被人们遗忘的画家，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于非先生这样的画家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术史中有着重要影响，但目前对他的评价还不够高，认识也不够深入，这说明美术史的书写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主持人：幸亏我们保留了一些作品，可以用来做研究。于先生曾经给公安部画过一幅写意的雪景，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当年我们花了36万去买，已经是天价了。虽然我不是搞工笔的，但却十分推崇于先生的艺术。我最早认识于先生是在老美协的一次师生联展上，就是这次展览推出了俞致贞先生。我当时得出一个结论：于先生画出了男子气魄的工笔画，而俞致贞先生则带有淑女般的优雅。后来，俞先生调到了我们艺术学院。我是画写意的，喜欢工笔却掌控不好，只是推崇。要画好工笔花鸟，写好瘦金体是很重要的，写不好瘦金体怎么能勾好线、怎么能勒好？所以，我觉得学习于先生从瘦金体书法练起可能更有效。

金连经（北京画院画家）

我小时候也想学画，但是对工笔不是特别感兴趣，可是于非先生的工笔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他那幅《玉兰黄鹂》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画院这次举办于先生的展览和研讨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是对于先生个人艺术成就的敬重和艺术人品的宣扬，也真正做到了北京画院建院的初衷：一是画，二是研究，而且要发扬光大。
再者，我刚刚知道这些画都已经捐给画院，这反映出于先生的为人对其后代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家属们也是很有水平的，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最后，对于画院来讲，工笔画应当发扬光大。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正好处于战乱期间，没有那么多人踏实下来，而于先生能踏实下来，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是和平盛世、安定团结，因此我觉得更有条件能够踏实下来进行工笔画的研究和创作。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很好的契机，因此我相信搞工笔画的人是大有可为的。

郭石夫（北京画院画家）

尽管我没有机缘跟于先生认识，但是从小接触他很多作品。我认识一位北京的老先生姓黄，与于非先生是同一辈。他和于先生的关系不一般，因为我在他家看到于先生画的白布窗帘，画的山水。其中有一幅作品画的柳树草虫，上面大概有二三十只工笔草虫。此外还有于非先生与张大千先生合画的牡丹、鸽子，由张大千补的景。我的一个邻居在解放前是清秘阁的经理，清秘阁倒闭后，他就租住我们家的房子，所以也有好多张大千、于非的画。那时候临摹了很多于先生的作品，这次展览中有些作品我就临摹过。

从民国到现在，像于非这样的工笔画就北京范围内几乎只有先生一人，就全国来说也只有于先生一人。南方有个陈之佛，但是俩人的风格不一样。能够在工笔绘画里继承宋元传统而大放异彩的只有于先生一人。成就一个画家的因素，其自身条件是第一位的。不管他画什么内容、题材，才情是首位的。于先生在工笔画方面的才情堪称一流，没有人能去比拟。功力排第二，第三则是学养。所以一个好画家，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首先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否则很难画好。刚才说工笔画容易匠气，其实匠气的不是工笔画，而是因为画的人是匠人，他画不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工笔画家首先要有修养，不看别的，单看他在瘦金书方面的修养。我从小在故宫看到很多宋徽宗的瘦金书，但是从那以后再看到瘦金书，除了于非没有别人了。如今的工笔花鸟画家没有哪一位能把瘦金书写成样。

于先生年轻的时候山水画得很好，可是为什么不画了，而要一头扎到工笔画里，并且选择从宋元传统中走出来，我认为于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于先生的画中有种中国文化的阳刚之气，那种大度、那种精神在工笔画中放射出光芒，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我认为中国文化里是不存在写实主义的，只存在写意，即使工笔也是写意的。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写意，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如果把工笔画用写实主义的方法去画，我想怎么也画不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儿去突破。所以工笔画与书法的精神、书写性的精神，包括里面的线条和人的价值精神，都是第一位的，这是画家一生文化修养的积淀。于非先生晚年的一些作品是那么灿烂、那么光明，是因为先生的心底无私，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作品。如果当下学工笔画的人从这种角度去认识工笔画，就能够了解中国文化背后的精神是什么，学习前景也会比较乐观。除此之外，还要有画家自己的才情、修养和功力。

于非先生的书我从小学画时就买来看。我感觉张大千工笔画里的花鸟很多，有些和于先生的性质一样。过去学工笔叫“硬彩”，就是用很多石青石绿，现在没有哪位画家石青石绿可以用得这么好。包括刚才大家说的《玉兰黄鹂》，能把石青的底子染成那样，没有一点功力是不行的。于先生是一遍一遍地染，然后用湿毛巾压起来慢慢画，一点水气都没有，画才会放出那样的光明。宋元的画之所以精彩，不是制作工艺多么精细，而是精神面貌好。这种光明气才是绘画中最主要的。

李小可（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因为工笔画比较实，看到于先生的画以后才感觉到中国工笔画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过去看宋徽宗的作品会有一种惊讶，但惊讶的并不是他的写实，而是他绘画方式中所表现出中国写实的格调。于先生的字写得非常好，很大气，但是他并不会随便乱写。其中有一张画，字写在两个叶子中间，字很小，几乎看不见，这说明于先生在处理画面的时候不会乱来。虽然他的字写得好，但却不是随便在画面上乱写的，由此可见他在处理画面时的精微细心。另外，他对牡丹结构处理的格调很精到，可以看出他绝对不是一个随意的人。我感觉他能抓住平常中的不平常，比如看见迎春、牡丹，大家都会画，但是看他的画一眼就能感觉到一种大气，这种大气源自何处，那就是他的格调。格调不仅要从生活观察中来，实际上还源自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包括宋元以来中国绘画精到的处理手段。有的作品题字很多，用印也非常讲究，颜色方面，红用几分，蓝用几分，都花了心思，所以让人感觉他的画于平常中又孕育着不平常。

在当前这种浮躁的氛围下，于先生对现在年轻画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表率。他把传统山水程式化的结构处理得相当精到，采用了平远的概括处理方法，这些较如今的山水画家处理得要更好些。这些源自他对传统文化语言、构图以及结构方式上的体验和修养，也是我们当代画家应该认真学习的。于先生的家属把这些作品捐献给国家，有利于后人集中看到于先生的作品，同时也有利于对于非的研究工作能够更好地进行。

王培东（北京画院画家）

于先生在中国工笔花鸟画界确实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中国的工笔花鸟画经五代、北宋、南宋发展到一个高峰，至元开始进入一种衰落趋势。明代虽有几位优秀的工笔花鸟画家，但人数却很少。清代几乎没有太突出且有分量的工笔花鸟画家。到了20世纪，工笔花鸟画在于非先生的努力下又掀起了一个新的振兴、发展高峰。

王志纯（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于非是20世纪中国工笔画的大家，是一个时代的高峰，他的艺术不仅继承了宫廷传统，同时也包含了对生活的体验，尤为珍贵的是他对时代的感情，他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并将这种浓烈的感情融在了自己的艺术中。由于社会的变革或者审美趣味的变迁，这种感情在后来的工笔画发展道路中始终没有再现过。尽管于非的画册出版了，但我感觉对于非的研究还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对于非的生活轨迹、艺术演变轨迹以及他所经历的时代背景这些信息掌握得太少。目前对于非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盲点，这影响了对他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准确的判断。尽管于先生去世以后于非画派还有很多传人，但是于非的光辉已经过去，后来传人的高度远远没有达到于先生的水平。他在审美态度、审美观念以及艺术成就方面的高度，后人是难以企及的。

社会的审美趣味标准一直在变，这种现状确实会失去很多东西。于非身上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比如他对传统的态度，对传统技法、材料方面的继承，他对生活炙热的感情，然而这些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都在淡化。相信对这些20世纪老一辈有成就的画家进行不断深入地研究会对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王明明：于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我们反思现在的工笔画创作。于先生的作品有很重要的艺术概括性，他画的东西并不多，却让人感觉画外的东西有很多。现在有很多工笔画，包括很多工笔画展览，制作的成分太多、气氛渲染得太多。我经常和学生说，你把工笔画的颜色全部去掉后，你的线还能不能立住？你的结构是不是严谨？你的趣味性在哪儿？很多工笔画作品经不起把所有的渲染、烘染还有颜色去掉，去掉以后可能什么都不是了。目前中国画的发展会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要继承什么？前人所创造的经典作品，其经典在哪儿？概括性又在哪儿？我们参加全国美展评选的时候，很多工笔画作品非常漂亮，烘染得非常好，可是当你仔细看的时候，它却撑不起来。

现在很多人觉得工笔画必须要烘染，有些人说于先生的空白给人的感觉不够强烈，实际上于先生的学问、意义都在这空白之中。于先生的高人之处，他创作时的精到、用色的讲究并没有传下来。现在年轻工笔画家的创作方法可能不太正确，这些问题还需要大家多做研究。在一些艺术的最关键问题上，理论家要多提问题让画家去反思。我一直说艺术不是一代比一代强的问题，艺术高峰有可能从某一个艺术家开始就衰落了，并不是现在的画家有自己的话语权，能够做得更好、宣传得更到位就可以把画画得更好。这种继承、研究，包括对于先生的学问、文章的研究，用墨、用彩的研究，是我们都应该认真往下去做的事情。我每次看于非先生的画，尤其是在库房整理他的作品时，从中得到的理解都不一样，都会想到另外一些问题，引发另外一些想法。所以说大师的榜样和他经典的作品会时刻引起我们的反思。

主持人：感谢各位精彩的发言，也感谢家属在寒冷的冬天出席本次研讨会。研讨会非常成功，它不仅可以影响北京画院的一些画家，同时也会给工笔画艺术的研究人员打开一个思路，为未来中国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