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主题 “容华淡伫——纪念萧淑芳诞辰一百周年水彩画精品展”研讨会
举办时间 2011年3月25日
主持人 李小可（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
研讨会内容
 

 

主持人：

非常感谢今天参会的理论家、艺术家以及媒体的朋友们，我代表北京画院对各位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萧淑芳先生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长辈，她就像我的一位家长，我们好似亲人一般。我虽然看过萧先生的很多作品，但对他的艺术研究并不太了解。今天在展厅我很仔细看了萧先生的简历和年表，发现她的艺术实践有很长的时间跨度。她在青年时代受过多种艺术训练，既在徐悲鸿先生的课堂上旁听过，也在北平艺专柯罗多教授的门下学习过，接受了后印象派时期的艺术思想，同时在北京又拜访过齐白石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接触和了解。她也是中央美术学院最早的一批副教授、教授，可以说她的艺术实践是新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从最早在欧洲留学期间制作的版画，到80年代以后创作的水墨花卉，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和20世纪女画家的状态是非常有价值的。另外，开幕式上侯一民先生说，萧先生的作品是其自身艺术品味和创作心境的进入。看她的一些小幅作品，如《那达慕大会》、《内蒙古草原》，会让人感觉虽然画幅很小，但是画面背后的境界和气度很大。
下面请各位理论家、艺术家们畅所欲言。首先请孙美兰先生发言。

孙美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算是萧先生比较早的老学生了，本次展览中的《一双工作皮鞋》、《丁香》、《女少先队员》都是上世纪50年代陈列在老美术学院“U”字型走廊的经典作品。而且《一双工作皮鞋》还是当年我上水彩课时的教学示范画，虽然是一张非常朴实、朴素的小画，但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

萧淑芳先生的水彩画之所以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她不仅仅在画水彩，而是在创作中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修养，那更多的是她对生活感悟的集中体现。萧先生早年创作油画，中年时期画水彩画，晚年又转向中国画水墨画，她的艺术创作是一个整体的系列。今天的展览仅仅展出了她整体系列的一小部分，但仅仅就这一小部分水彩画来讲，她的品味、情感、情操都是震撼人的。让人们感到她的艺术非常高贵，但又很亲切、亲和。她画得很潇洒，但又很厚重，颜色非常夺目、透明、清亮，却又让人感到质朴。可以说她把很多对立的因素自然地协调在一起，给人一种总体的印象。

对于萧先生的作品，我曾经非常喜爱、欣赏，开始做了一些研究，但当时的侧重点较为偏向作品本体，对萧先生的创作过程也非常感兴趣。可是从新世纪开始，我感觉自己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从吴宁的一篇论文得到了启发。我起初比较关注萧先生创作的整体系列作品，以及水彩、油画、国画所体现的情操和品味，但是看过这篇论文后，我逐渐意识到“画派”的问题。不仅仅是她个人的一系列作品，这背后还有一个画派。这个画派就是文革以前被压制的徐悲鸿画派，或者说叫徐悲鸿学派。有关“画派”的概念，源自宋步云画展策划过程的启发，以及吴宁有关“十张纸斋”的硕士论文。吴宁在撰写论文的过程采取了非常认真、严谨的态度，采访了将近70位老画家、老艺术家，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徐悲鸿画派”这个提法是否能够成立？吴作人先生和萧淑芳先生是徐悲鸿先生的第一代学生，并且萧淑芳在上中央大学时就接受了徐悲鸿的直接指导，经徐悲鸿指导一段时间之后她才去到英国留学。所以她的艺术启蒙除了柯罗多教授、中国画的老画家之外，徐悲鸿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最近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徐悲鸿的学生们”展览，像戴泽先生、韦启美先生都是徐悲鸿直接指导下的老一辈艺术家。我觉得这些因素可以启发我们，“徐悲鸿画派”在当今已经可以正式为之命名了。但是对徐悲鸿画派的认识要通过徐悲鸿的后继者、成员，他们的艺术实践和艺术主张来统一认识。比如徐先生提出“致广大，尽精微，道中庸”的艺术主张，而吴作人先生在新的时代又提出了“艺为人生，法由我变”的主张，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萧先生多画静物画，很少以历史、人物为创作题材，她的艺术实践和成就体现了“致广大，尽精微，道中庸”的艺术主张，同时也以“艺为人生，法由我变”来完成自己个人风格的建立，所以我觉得萧淑芳先生的作品，特别是水彩画精品可以体现整个徐悲鸿画派的艺术精神。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艺术作品品格的形成需要三个要素：民族要素（或种族要素）、环境要素和时代要素。也就是说，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们已经考虑到时代要素对一个画家的重要性。在环境要素中，丹纳讨论了两种环境：一是自然环境，即他生活的国度、地域；二是更为重要的精神环境。这使我联想到萧淑芳先生艺术品格的形成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给她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家庭生活给她的影响。为了追踪萧淑芳先生的艺术格调是怎样形成的，我读了她的叔父，音乐家萧友梅的论文集。萧友梅虽然是现代音乐的奠基人，但他对传统音乐也是有很深研究的，这点对萧淑芳影响很大。萧淑芳先生在英国伦敦举办第一次画展时穿的是中国旗袍，足见她以作为一个中国少女而骄傲。展出的也是中国画，可以看出她当时对中国民族艺术、民族习俗的深深热爱。即使身在国外，她的言行也展示出其深沉的修养及所受到的熏陶。

据萧淑芳先生回忆，在叔父萧友梅指导下学习钢琴的时候，钢琴前面有司徒乔创作的大幅油画《音乐天使》，司徒乔在北大艺术研究会与萧友梅是非常好的朋友。因此，萧淑芳在童年时代就接受了双重艺术影响，一方面是音乐，一方面是绘画，而且都是高水平艺术家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要追踪她的精神气候，就要从她的生平、她的家庭开始。另外，她的父亲萧柏林是一位著名的华侨医生，同孙中山先生有很深的交情，孙中山之所以能逃亡到日本就是得到了萧柏林的帮助。萧淑芳先生之所以如此的从善如流，在事业观、人生观上能够很自然地与我们的时代合拍，是与她在童年时代、少年时代所接受的精神气候相联系的。我把自己从萧先生身上得到的启发，以及从吴宁“十张纸斋”的硕士论文中得到的学派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

谢谢孙先生的发言。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精美的作品，但实际上作品的产生与艺术家的家庭、生活环境等各方面影响是分不开的。洞知这些背景对于我们分析、了解一位艺术家的成就是很有帮助的。下面请侯一民先生发言。

侯一民（中国壁画学会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萧先生最早跟从汪慎生、齐白石学画，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后来又到西方学习雕塑、油画。她的水彩画很大一部分是教学任务，是为了课程而做的一种准备。我个人认为最能代表萧淑芳个人艺术成就的作品是后期的花卉，最成熟的作品是这些中国画。中国画家有时候忌讳“中西融合”这四个字，也许这四个字说的不太科学，但是有些艺术家正是因为有了广收博采的经历才成就了一代大师的地位。徐悲鸿、吴作人都是从中到西，再从西到中。任伯年、黄宾虹、傅抱石也是如此，李可染、黄胄就更不用说了。除去在绘画领域的广收博采，还有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淀。比如徐悲鸿在出国前就已经是一位很成熟的国画家了，国学根底已经很高，吴作人的国学修养也是很深的，这样才能成就一代大家。是什么让这些艺术家最后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在艺术上达到了自由？当然，只有前面这些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吴作人和萧淑芳有着很浓烈的爱国热情，虽然萧淑芳没有在自己的作品里直接表现这些，但是她所创作的柱顶红、紫鸢……所传达出的情感，给人的审美是非常向上、健康、大气的。在她的作品面前，你会感到一种气场，一种味道。“中西合璧”并不是简单地学两笔中国画，再融以西方的点、线因素，这只是用中国的艺术元素作为装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欺骗。

萧淑芳为人平和，在心理上、情感上和我们的时代非常合拍，与她相处不会感到丝毫隔阂。萧先生年纪大了以后，我总是用轮椅推着她看展览，推一会儿她就说“你别推了，我下来，让我推着你”，我还留了当时一张她推着我看展览的照片，所以说萧淑芳是一位非常可亲的人。在她所绘的鲜花背后，是一种大气，平淡中有一种精神。刚才孙美兰分析地很好，除了时代的影响以外还有家庭对她的影响，各方面的因素汇合成了一个萧淑芳、也汇合成了一个吴作人，所以一位艺术家的成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李维世（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我在中央美院就读期间，萧老师教授水彩课，我又是水彩课的课代表，所以同萧老师的接触比较多一点。她上课的时候认真负责，课余时间又很平易近人，对学生极为和善。萧老师的水彩画得非常好，技法上来讲处理地很轻快，特别是静物画，虽然尺幅不是很大，但是品味、档次是非常高的。坦白的讲，现在美术学院中能画到这个水平的寥寥无几。我想，如今美术学院的老师应该多学习优秀的传统艺术。美术不外乎是造型美、色彩美、技法美、意境美以及文化含量的美，这些美在萧老师的作品中都体现了。

常沙娜（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萧淑芳先生与吴作人先生都是我的父辈，看到他们我就想到那一代人，心里很激动。我一直称吴先生为“吴爸爸”，因为在法国叫爸爸，实际上应该翻译为伯伯，我还有王爸爸——王临乙、吕爸爸——吕斯百。他们这代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我们从法国就开始在一起，回国以后经历抗战，随着北平艺专、杭州艺专合并一起到了重庆，曾经有几年的时间都是住在一起。记得那时我们住在重庆沙坪坝瓷器口凤凰山，我只有七八岁，却清楚地记得虽然条件非常艰苦，每人只有一间房子，但他们还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公用画室。当时吴作人先生来得比较晚，凤凰山已经没有地方住了，他就在附近找了一座废弃的碉堡，把碉堡的上层简单打扫一下，既做工作室又当宿舍。那时，我和徐悲鸿先生的大女儿徐丽丽经常去吴先生的碉堡玩。这些记忆太清晰了，我现在年纪大了，很多记忆都模糊了，但是这段时期的经历让我永远也忘不了。

我同意刚才大家说的感受，萧老师为人非常平静、亲切。在艺术创作上，她把西方水彩和中国的水墨、还有吴作人先生的书法自然地融为一体。萧老师的作品和为人体现了艺术中真正的“真、善、美”。

现在最应该感谢的是萧老师的家人，这么尽力地把老先生的作品进行整理，在学术上进行归纳。在这方面，我们家的工作就稍微欠缺一点。像吕斯百先生没有后人，他的作品也没有人进行宣传。很多作品被南京师范大学收藏之后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在美术界我们如何回忆上世纪已经去世的老先生？现在的年轻人不了解，如果没有人整理的话，那么后人就更难知道他们的艺术成就。所以要特别感谢北京画院，还有李小可先生，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每次到这里我都很感动，这样的系列活动非常好，我们这些后人们要好好的深思。今天的展览除了展示萧先生的艺术成就以外，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回忆和学习他们那代人的艺术精神和格调。

金维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是绘画专业出身，但是1950年到美院以后单位安排我做政治教员，所以我在1954年以前都是负责讲政治经济学。直到1955年提出要成立美术史系，我才投入到美术史的研究中。那时我提出，因为很久没有接触过美术史的工作，所以需要两年时间做一些准备，于是单位同意我在1955年开始做石窟调查。萧先生在1952年对炳灵寺的勘察，1953年对麦积山的勘察，对我的影响很大。1961年在永乐宫做临摹壁画的时候，我又投入到设计、安排壁画的临摹工作。所以，萧先生所作的工作，有些我是在她已经完成之后才接触到的，有些则是同期进行的。1969年，学校的教员下放去劳动，萧先生也在其中。我那时是炊事员，负责烧火，以及给各位老艺术家送饭，所以得以接触一些老先生。那时我常和艾中信先生一起到吴先生家里，看他们的作品、看他们创作，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萧先生主要的艺术成就是水彩画，但是她在中画和西画的结合上做得非常好，继承传统同时又有所发展。

李树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很吃惊今天的展览竟集中了80多幅萧先生的水彩作品。当时萧先生的水彩画经常挂在美院的走廊里，我们是很熟悉的，只是没想过竟有这么多的数量。水彩画与中国水墨画的关系更为近一些，在人民群众中也比较受欢迎，而且画起来要比油画轻便许多。所以西画普及到中国的首先就是水彩画，学生在课堂上写生都是水彩画。但画得像萧先生这么好的画家还是屈指可数，尤其在女画家之中。萧先生的水彩画为何这么好？刚才很多先生已经谈过了原因，萧先生的艺术是有根基、有底蕴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学习过，后来又去了中央大学，而且她还跟从当时擅长小写意花鸟画的汪慎生学习过。上世纪30年代，萧先生曾经画了一幅《墨荷》带给齐白石老先生看，齐老先生题字“淑芳女士前三年所画，墨润笔秀，殊可观也，丙子冬与余相见，以此成余，余喜加数字，归之”。这个评价对于国画家来说也是需要很高水平才能达到的，这说明萧淑芳那时的国画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后来她又去欧洲留学，学习了版画、雕塑、油画，还有西方的艺术理念。欧洲当时有很多艺术流派，但萧先生选取的是写实派，她的木刻作品也是规规矩矩的写实路线，而不是新派的东西。这种选择是出于当时爱国艺术家对回国后如何发挥自己一技之长的考虑。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萧先生开始画水彩。建国初期由于进行国画改革，很多老先生改教水彩画，如李可染先生、萧淑芳先生、宗其香先生，而且萧先生和宗其香先生还成为当时美院水彩课程最有代表性的两位老师。为什么要画色彩？因为当时美院的教育就是要训练色彩和造型这些最基本的技法，萧先生的作品画得如此写实，实际上是为了教学需要，是为了给学生做示范而画的。可是萧先生的技法是学生们所达不到的，萧先生喜欢画花，尤其喜欢表现那些小瓣的花，特别是丁香那种很碎、很小的花。我们都知道水彩画不像油画那样能刮能改，一笔下去之后就注定是这个效果。她能很好地处理水与颜色之间的关系。然而现在很多当老师已经拿不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了。

比起老一代艺术家，无论是文学修养还是艺术见解，我们都差得很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把20世纪以来这些大家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所取得的艺术成就重新进行梳理。我个人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就会更能体会到这些老先生的可贵之处，特别是他们的平易近人和认真的教学态度。我还记得当时在课下讲评水彩自画像，萧老师跟我说，你的画我拿回去给吴先生看了，吴先生问我这学生有点残疾吧？那是因为我在画两只耳朵的时候，没有处理好透视关系，一只耳朵大，一只耳朵小。萧先生借用吴先生的话来批评我，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知道了错在什么地方，并在以后多加注意。

赵友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小时候就和萧先生、吴先生有过接触，那时我们家住在水墨胡同51号，萧先生家住49号。那个胡同的人很多都令我非常敬慕，后来我上大学之后，他们又都成为我的老师，萧老师还是直接教我的老师。毕业后，我又给萧先生做过一段时间水彩课助教。吴先生和萧先生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总是那样从容、淡定。契柯夫曾经说过，一个人什么都应该是美的，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萧先生和吴先生在这些方面总能给我一种美的感觉，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始终如一，在艺术追求上始终如一。他们的行为文雅优美，从容淡定，从来都是和言霭语，从没有对别人怒目而视，虽然他们一生中也受过很多委屈。今年是萧淑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要向萧先生学习什么。我想，除了学习她的技法，学习她取得艺术成就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更重要的是学习他的为人。

画院对展览的概括很到位，用“容华淡伫”一词来形容萧先生是非常贴切的。萧先生就像出水芙蓉一样，跟她交流会让人非常放松，不需要十分警惕的人际关系。由于和萧先生的接触，使我在后来也非常喜欢画丁香花，不仅喜欢画还很喜欢丁香花的味道，喜欢它的形状和色彩。我想这正是潜移默化受了萧先生的影响。看萧先生的作品总能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听她讲话的音调和语气，能够让你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今天看作品的时候我还是这种感觉。因为她心里安静，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她才能入境，才能把这种淡定从容、平和传达出来，把这种安静的气氛表达出来。

李天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刚才同志们给了很多评价，诸如品味高雅、平和，这些感觉往往在别人的画中是看不到的。今天的展览给我一种不同的感觉，我一直在想是哪里不同，终于发现不同就在于画家的目的性。现在的展览总是讲求经济效益，作品追求的是卖相，或怪异、或个性、或出新，但无论怎样，最终都落在一个“钱”字上面。的确有画家靠这种方式出名，卖上高价。但看萧先生的展览却感受不到丝毫的铜臭味，自始至终只是艺术，是人格，是品味。

这么多年，我跟着徐悲鸿先生、吴作人先生学习，到83岁却产生这样的疑问：学画是否为了金钱。曾经有人问马克思认为自己最好的格言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始终如一”。或许遇到困难和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艺术与金钱发生矛盾时，我们应当作何取舍？我想还是这句话——始终如一。

今天的展览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我很佩服王明明同志的胆略和远见卓识。这样的展览给人的感受是精神上的，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倘若我们的艺术都奔着金钱的方向，那么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艺术方面就要走向完结。今天的展览体现了一种正确的艺术道路，观者在欣赏作品时心平气和了，境界提高了，灵魂更加纯洁了。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心里非常感动，也坚定了我心中始终如一的信念。谢谢大家。

罗炳芳（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北京画院举办这样的展览功不可没，不仅仅是今天的展览，还包括之前吴作人先生的展览。我们要感谢画院所做的这些了不起的事情。对于这些前辈大师的评价，我建议要加大宣传，扩大影响，不仅面向北京市，更要面向全中国，全世界。艺术不能总是高高在上，不能只是谈论产业化。产业化固然重要，但是我们更要把艺术发展当作一项事业来做，这是中华民族了不起的事业。最后，希望后人、年轻人多思考、多收集和整理前辈的资料。倘若不及时整理，一些珍贵的资料可能就会散失。这些大家的艺术成就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

蒋采苹（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我于195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从一年级开始跟随萧先生学习，毕业之后又在国画系工作，和萧先生结识了几十年，因此对萧先生的艺术和为人感触颇深。我曾写过一篇名为《萧淑芳艺术的风采》的文章，文中写到一位老师以她的艺术、她的为人来影响年轻的学子，这种影响是一生的。技术层面的影响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但老师为人处世这些精神层面的影响，到了我们晚年印象反而更加深刻。

萧先生为人平和、亲切，传统女性身上所具备的美德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可这又不能完全代表萧先生，她虽然很柔，却又有刚的一面。记得1970年到1973年这段时间，我们下放去劳动，刚好和萧先生在同一个班。当时我们才30多岁，而萧先生已经60多岁了，大家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强度的劳动，每天从住地到劳动的地方有15华里，来回就是30华里，中间还要回来吃午饭，加在一起就是60华里。不要说劳动，就是每天走这些路对30岁的人来说都是很难承受的。萧先生60多岁的人了，却还跟我们一起坚持。我想萧老师一生为人平和，讲话轻声细语，哪里干过这样的重活。而且还要被那些年轻的排长呼来喝去，萧先生也是一声不吭。下放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了萧先生柔和之外的刚强一面。

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当时国画系有一个学生，因为“5.16”事件被审查下放。他坐在教室里哭，因为自己的爸爸是右派，又没有钱准备下放的行装。萧先生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己买了牙膏、牙刷之类的生活用品，还准备了一些吴先生穿过的衣服，第二天带给这个学生。而且做这些事情是不能让工宣队知道的，虽然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是极不简单的。萧先生当时真是非常勇敢，她除了柔的一面，刚强的性格也是非常强烈的。她具备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美，但是又有现代女性所独有的精神，在特殊情况下全都体现出来了。

杨庚新（《艺术》杂志主编）：

萧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看她的画就像与她在对话一样，非常的感动。20世纪群星灿烂，这些大家构成了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一百年？我们能忘掉历史、丢掉历史吗？当然不能。从年龄上讲，我们这代人是承前启后的，我们有责任在这方面尽自己所能做一些该做的事情。现在我受雇于《艺术》杂志，所以我现在主张“传统的、民族的、民间的、现代的”，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来弘扬我们的艺术。虽然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方面，但我感觉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萧先生的展览我们要专门开辟出版面，把相关宣传和研究做得更透彻。谢谢大家。

于洋（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第一次这么集中、系统地看萧淑芳先生的水彩画作品，实际上如此全面、深入地看一个画家的水彩画展，这也是首次。我想这也许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今天从事水彩画创作的画家少之又少，甚至放眼过去的一百年，我们也很难一口气叫出几个水彩画家的名字。看了萧淑芳先生的水彩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今天需要重新反思我们对于水彩画艺术的判断与理解。当下在我们的学院教学体系中，没有水彩画的地位，甚至和素描、速写等具有训练性而不成其为单独画种的画法相比，水彩也已经渐渐被人们忽视和遗忘。

刚才几位画家前辈也提到，萧先生的水彩画具有中国水墨艺术的味道。在楼下看画的时候我也在想，水彩画实际上天然地兼具西方油画和中国画的特点，既有前者的写实精神和光色跃动，又有后者的水墨氤氲与整体意境；既要有立体感，又要有轻快感；既要有质感，又要求意境；既是水性表现，又要得精微之趣。萧淑芳先生就试图在水彩画创作中寻找这种兼顾和并存，以水彩画的明度、空气感和透气性，色彩的饱和度与色差，兼得科学性与写意性，尤其是在静物、花卉题材中找到了写实与抒情的契合点。同时，还有意识地侧重于题材内容的民族化追求，如表现石窟佛像、描绘中国的乡土人情等，来传达一种动人的意境。

从水彩画的历史上看，从文艺复兴时期丢勒的静物水彩、荷兰写生画派的风景水彩，到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康斯太勃尔、透纳，水彩画由最初的科学研究、标本制作式的，理性的、精确的表达，到表现阳光和空气、歌颂大自然，走向抒情和乡土。在近代中国，水彩画是较早被中国人审美认同的外来画法。早在19世纪中后期上海土山湾画馆成立之初，西方水彩画便传入清宫，郎世宁、王志诚等传教士画家在瓷器上描绘装饰纹样，或从事水彩画和油画的制作，“用绢地水彩画具作之，用中国之材料，行西洋之画法”。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乾隆皇帝“以中国时尚，惟好水画”，因为“水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到了19 世纪末，中国画家所画的西方水彩画，已经在商品经济活跃的上海得到了关注。从那时起一百年来，历经各个历史时期，水彩画得到了很大发展，很多画家试图在水彩画中渗透民族性格。从萧淑芳先生的水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于水彩画气质的升华，画面中“罩色”的重叠画法、“接色”的硬边效果，以及凝结着空气干湿度的各种画法，都很好地呈现了水与色的张力。刚才孙美兰老师引用了丹纳《艺术哲学》中的一个词“精神气候”，放在萧先生的画中十分恰切生动，她的画正是展现了某种“气候”性的意境和情绪，虽然清淡但却朴素感人。

这次画展的题目也很得萧淑芳水彩画的真意，来自万青力先生借用李清照词句“容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对于萧淑芳先生作品的描述。这个词使我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出另几位富有才华的20世纪中国女性画家，像孙多慈、方君璧、潘玉良、蔡威廉、关紫兰、丘堤等，她们与萧淑芳一起，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艺术家的方式展示了女性气质的纯真、通透和唯美。此前我们经常从西方舶来的女性主义视角去看待这个群体，但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先将其还原为一个艺术家，从美术史的角度，进行完整、细化地研究和理解，不要一上来就“角色对位”地将其划出“艺术家”的群体而另归为“女艺术家”的阵营。趁着今天我们还有这些艺术家、理论家前辈，对于萧淑芳先生的回忆还带着温度，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现场”，还原一个性格鲜活、平凡却可敬的“人”，这对于20世纪中国女画家乃至20世纪艺术大家的研究都十分必要。

商玉生（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理事长、萧淑芳家属）：

感谢大家，实际上今天的展览也是在完成萧先生的一个心愿，现在有机会借助北京画院的平台，在“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的系列展出，拉开了纪念萧淑芳先生百年诞辰活动的序幕。

我们在整理萧先生资料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将来会逐步整理之后和大家做更多的汇报，让大家了解两位老人所作的事情。现在吴宁在做相关的工作，负责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同时，在北京大学也有一个课题，专门整理研究艺术档案。原来只是在做吴作人、萧淑芳的研究，但现在这个整理范围已经扩大到徐悲鸿、江丰，将来还要做侯一民先生的档案。基金会也提供了一部分资金支持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做更多的工作，让我们对20世纪这个时代有个交代，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最后我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

主持人：

非常感谢萧先生的家人，给我们提供了宝贵作品和资料。“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实际上是王明明院长在总结和梳理上世纪美术大家优秀的作品，以及非物质文化方面的遗产。某种程度上，非物质的层面更为重要，就如刚才大家所讲的，这些经典美术作品成功背后的原因对当代年轻的艺术家是很有帮助的。最后我代表北京画院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感谢。